马寅初发表“新人口论”遭厄运

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马寅初于1957年6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他根据1953年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和以后几年人口增长的情况，认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1953年6月30日，中国人口一共有601938035人，这是一个静态的纪录。同年，在29个大中城市、宁夏全省、其余各省每省选10个县进行普查，另有35个县只查一区、两镇、58个乡、9个村，共有3018万人，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死亡率千分之十七，因此人口增殖率为千分之二十。但是，从1953年以后的社会情况考虑，人民生活改善，结婚人数增加，孕妇产妇和婴儿得到福利照顾，老年人死亡率降低，国内秩序安定，以及人们思想上希望多福多寿，什么五世其昌，儿孙满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旧残余影响等等，马寅初先生估计“近四年来人口增殖率很可能在千分之二十以上”。以6亿为基数，每年以千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一切有识之士，不能不认为这样增长下去是太可观，太快了。因而，马寅初先生认为，为了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加速资金积累。加速工业化的进程，应该降低消费比例，这就必须把人口控制起来。同时，为了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扩大轻工业原料的来源，提高粮食的消费水平，以及为促进科学研究事业，他认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所以对于人口问题若不早为之图，难免农民把一切恩德变为失望与不满，……不免给政府带来很多的困难”。为了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一面要积累资金，一面应控制人口。

马寅初先生在做了以上各点的分析说明以后，提出了三点建议：(一)建议在1958年至迟在1963年进行普选时，再进行一次人口普查，使我们可以知道这5年中或这10年中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情况，接着认真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一面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中，使以后计划的准确性可以逐步提高；(二)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第一步要依靠普遍宣传，使广大群众都知道节育的重要性，并能实际应用节育的方法，一面大力宣传早婚的害处，迟婚的好处。如果控制人口的力量还不够大，自应辅之以更严厉更有效的行政力量。国家理应有干涉生育、控制人口之权；(三)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以上就是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主要内容。

尽管现在来看“新人口论”在理论的周密和深度上以及对问题的阐述上，还有某些不足、不完善、甚至某些不确切的地方，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今天重读“新人口论”，仍感到甚至更感到它的直接现实意义。如果从那时起，能像今天这样真正地重视这个问题，能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意见，本着探索真理、追求真理的精神来研究这个问题，本着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来宣传它，恐怕20多年来我国人口的增长不至有这么快，困难也不至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遗憾的是，那时没有这么做。相反地，对马寅初先生及其“新人口论”却大加指责，大加批判，加了许多诬蔑不实之词。

当时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一顶帽子是：马尔萨斯主义。根据是：“新人口论”同马尔萨斯一模一样不从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出发来分析人口问题，而是抽象地谈论人的性欲、数量、质量、生殖率，以及它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它否认了“人多是好事”这样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它谈论了人口的质量问题；谈论了人口和粮食的关系问题；等等。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二顶帽子是：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新人口论”中说：“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然随之扩大，从前一千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个人就可以做了(假定到处都是二十分之一)，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因此，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和自动化。”又说：“我国搞社会主义，就应当多搞大工业，列宁也说过，没有大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列宁文集第7册第151页)。然而，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今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万人(据李富春副总理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说明)，其余1200万人要在乡村中工作”。马寅初先生认为，这就难免发生副作用。因为，“今日的农民对于自己生产出来的粮食，总想多留一些，对于生活上的需要逐渐要向城市居民看齐。他们要吃油，所以今日油的紧张超过粮食，他们要穿新衣，所以布不够……因此把每年增殖出来的1200万人口安插在农村，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在短期内既不能提高，而在生活需要上又要向城市看齐，长此以往，如何得了。”给“新人口论”戴的第三顶帽子是：对6亿人口缺乏感情。由于理论宣传片面，实际措施不力，致使我国人口迅速增长。

马寅初是浙江嵊县人，1882年生。早年留学美国，攻读经济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并曾任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教务长、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努力奋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的著名的民主战士。194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冲出国民党统治区，经香港进入解放区。

全国解放以后，马寅初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四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务，在发展我国文化教育和经济事业方面作出了贡献。

1979年9月14日，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宣布了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

扩展阅读——马寅初

马寅初（1882年6月24日－1982年5月10日）名元善，字寅初，以字行。浙江省绍兴府嵊县人，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学家、教育家、人口学家。

生平

美国留学与北京大学任教

马寅初出身于一个士族大商人家庭。马寅初的高祖、曾祖是绍兴酒业巨头、富商，二人均出身太学生，曾祖是从九品。马寅初祖父同堂兄弟二十人，父亲同堂兄弟十五人，大多自酿酒转向科举。

17岁时，马寅初自绍兴县学堂毕业，到上海的教会学校中西书院学习。1904年（光绪30年）毕业后，到天津北洋大学堂学习冶金学，毕业奖给举人。在校期间，1907年被学校派赴美国留学，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冶金技术水平很低，学习冶金学将来用处不大，故在耶鲁大学专攻经济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入哥伦比亚大学大学院学习，1914年获得经济学、哲学双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纽约市的财政》获得学术界好评，被采用为哥伦比亚大学本科1年级学生的教材。

归国后的1915年（民国4年）9月，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招聘，马寅初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17年（民国6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主任。当时，马寅初公开支持俄国十月革命，和李大钊成为好友。1918年10月，任大学评议员。1919年（民国8年），当选北京大学教务长。1919年五四运动中，马寅初同情并支持学生，当局逮捕学生后，通过交涉使学生获释。

1920年（民国9年），马寅初转到上海方面活动，创办东南大学商学院（后为上海商科大学）。1921年回到北京，当选北京大学经济学会会长。1923年（民国12年），中国经济学社创立，马寅初任社长，刊行杂志《经济学专刊》。

国民政府时代的活动

1927年（民国16年）3月，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封锁北京大学，蔡元培投奔国民政府，来到杭州，任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委员兼代理主席。蔡元培招聘北京大学教授马寅初、蒋梦麟等人参加浙江省建设。马寅初出任禁烟委员会委员，从事取缔鸦片工作，并且准备创设农民银行。但不久，张静江（张人杰）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蔡元培、马寅初等北京大学教授被逐出浙江省政府。马寅初乃任教于杭州财务学校，并兼任上海浙江兴业银行总稽核。

1928年（民国17年）10月，马寅初成为立法院立法委员。翌年，当选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财政委员会委员长。他还兼任南京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马寅初发表《长期抵抗之准备》一文，批判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攘外安内政策。1934年（民国23年），针对引发物价大混乱及对外金融政策失当问题，马寅初在立法院会议上激烈责难财政部长孔祥熙。

批判国民政府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9年（民国28年），马寅初任重庆大学教授兼商学院院长。他为抗日而发表各种评论。同时，他对以四大家族为首的腐败高官感到愤怒，故最先提出对高官征收“临时财产税”，并公开对高官腐败提出批判。由于对中国国民党猛烈谴责，当局于1941年（民国30年）12月逮捕了马寅初，先后拘禁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及江西上饶集中营。但是，此事被披露后，中国国民党遭到舆论更猛烈的批判，1942年8月当局不得不释放马寅初。此后，马寅初在当局的监视下被软禁在重庆歌乐山，言论活动受到限制，其间刊行了《经济学概论》、《通货新论》等专著。

1944年（民国33年）12月，国民参政会宣言发表，马寅初重获言论活动自由。此后，其反蒋介石、反国民党的倾向日益强烈。1946年（民国35年）7月，应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黄炎培招聘，就任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经济学教授。1948年（民国37年）末，马寅初逃脱中国国民党的弹压，在中国共产党的庇护下转移到华北解放区。

新人口论

1949年8月，马寅初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経済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1年5月，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其后，历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其中二、四、五届为常务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马寅初在稳定物价、防止通货膨胀方面作出了贡献。

1935年12月，斯大林就苏联每年净增人口约三百万表示，“这是好现象，我们欢迎它。”1953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了波波夫的《现代马尔萨斯学说是帝国主义仇视人类的思想》一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表态反对计划生育。1952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同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限制节育及人工流产暂行办法》。1953年11月，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和避孕用具。1953年11月1日，国家统计局发表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公报，全国人口总数超过六亿，人口增长率达千分之二十。1954年12月27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第一次人口与计划生育座谈会，刘少奇在讲话中称，“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5年3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组的报告，发出《关于控制人口问题的批示》指出，“节制生育是关系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政策性的问题……我们的党赞成适当地节制生育”。1956年，毛泽东主持制订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同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有关决议中，也体现了这一观点。“生育方面加以适当控制”首次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中。1957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谈到要逐步实现计划生育。

1955年，马寅初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浙江组的会议上，表明了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性，但赞成者很少，马寅初认为时机不对，乃主动将发言稿收回。从1920年代起，马寅初在各种报道中，对中国的人口増加表示忧虑。1954年至1955年，马寅初三次到浙江省实地调查，为构建理论进行准备。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政策的提案，获得多数赞成。同年6月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马寅初作了“新人口论”的书面发言，正式提出计划生育的提案，7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新人口论》一文。

遭到批判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 》，此后，中共领导的整风运动转入反右。1957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及马寅初等无党派人士举行会议，决定正式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任命杨明轩为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

马寅初及其人口论并未受到中央层面的重点批判。从1957年至1959年，《人民日报》仅发表了三篇涉及批评马寅初的文章。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普的《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1958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1959年4月15日发表署名“若水”的《人口与人手》。这三篇文章中，署名“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其他两篇未直接点名。三篇文章的批判重点都不是马寅初。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展了民主党派整风和高校“双反”运动。1958年1月，马寅初的《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出版。其后，《计划经济》发表了针对马寅初的经济理论进行商榷的文章，《经济研究》和《教学与研究》也启动了刊发商榷文章的活动。1958年4月19日，民主党派共同主办的《光明日报》以反映全国“双反”运动的形式，在新开辟的“读书”栏目第3期上以“选自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的方式，刊登了韩佳辰的《“团团转的联系”不是唯物辩证法——评马寅初著〈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以及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强重华的《评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这两张大字报，由此揭开了批判马寅初的序幕。5月9日，《光明日报》刊登了马寅初《再谈我的平衡论中的“团团转”理论》一文，文中马寅初进行了申辩。此后，《光明日报》刊登了一批批判马寅初的文章。6月1日，《光明日报》以“学术动态”综述的方式刊发了《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学术界对马寅初论著展开辩论》，提升了批判调门。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权仲的《我国人口和就业问题》点了马寅初的名字后，《光明日报》一度加速刊登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1月29日，《光明日报》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标题下，发表了“北京大学经济系批判马寅初经济思想小组”的3篇批判文章，此后，《光明日报》暂停了对马寅初的批判。截至1958年11月份，《光明日报》发表了37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其他中国各报刊（2家报纸，10家学报或学术期刊）公开发表了30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合计67篇。这些批判指控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源于马尔萨斯人口论，企图怀疑社会主义优越性，蔑视人民大众，等等。

1959年，马寅初仍然正常参加各种国事活动。3月12日，继续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4月12日，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4月27日，当选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5月2日，马寅初作为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参加了中苏友协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并当选为新一届理事。5月3日，马寅初参加首都纪念“五四”40周年纪念活动，在主席台前就座。9月15日，马寅初参加了毛泽东主席邀请各民主党派团体负责人会议。9月28日，马寅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上和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就座。

1959年底之前，仅有《新建设》、《经济研究》、《厦门大学学报》各刊登1篇批判马寅初的文章。1959年3月，马寅初要求《北京大学学报》第1期全文转载其分4天刊登在《光明日报》的《再论平衡论和团团转》。《新建设》1959年11月号和《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同时发表了马寅初写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一文。此后，《光明日报》1960年1月开始、《新建设》1959年12月号等报刊接连发表批判文章。1959年12月19日，《新建设》杂志向中共北京大学党委（陆平任党委第一书记）发来一封信函，内称马寅初送来《重申我的请求》一文，要求发表在《新建设》1960年1月号上，《新建设》杂志将该文随此信函寄给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希望后者审看。12月24日，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举行学术讲演会”“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自此至1960年1月，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毛泽东经济思想学习研究会、北京大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学习会、北京大学人口问题研究会掀起了批判马寅初的高潮。1960年1月11日，上述三个学会联合召开“马寅初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讨论会”，会上除了一些教师发言外，校办秘书韩苹卿揭发马寅初持有巨额股票，并揭发马寅初反对土地改革，同情右派分子罗隆基和章伯钧、章乃器。韩苹卿的揭发激起了与会者的公愤，马寅初遭到与会者围攻。1月12日，马寅初血压升至190，住院治疗。1月13日，《北京大学校刊》报道了上述三个学会联合批判马寅初的会议情况，以及陈岱荪等人在会上的批判发言。此后，北京大学再无关于马寅初的消息发表。1960年，《新建设》1960年1月号发表了马寅初《重申我的请求》，内称，“过去二百多位先生所发表的意见多是大同小异，新鲜的东西太少，不够我学习”。1960年1月，马寅初请辞北京大学校长职务。3月28日，国务院决定免去马寅初北京大学校长职务。

此后，马寅初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发生变化，仍任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1962年1月，马寅初到浙江嵊县视察，“患肺炎，此后元气大伤，双腿行动不便”。1965年，马寅初一条腿瘫痪。1964年底到1965年初，两会召开，马寅初卸任全国人大常委，改任全国政协常委。1965年8月7日，周恩来主持茶话会欢迎归国的李宗仁，马寅初应邀出席。同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筹委会成立，刘少奇为主任，马寅初等人为委员。

文化大革命中，马寅初基本未受到冲击。1972年，因患直肠癌，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天津市人民医院院长、“反动学术权威”金显宅率医疗小组为90岁的马寅初做直肠癌切除手术。手术后，马寅初下半身全部瘫痪。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马寅初到医院向遗体告别。1977年5月1日，马寅初参加了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出席的游园活动，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度社会各界首次举行的重大活动。1978年初，邓小平第3次复出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马寅初被安排为全国政协常委，并为全国政协大会执行主席之一。

由于批判马寅初的人口理论，中国人口继续增加。主持平反冤假错案的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在审阅马寅初的材料后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十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也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

晩年

文化大革命后，1978年12月召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此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获得再评价。1979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来到北京东总布胡同32号的马寅初家，称“今天我受党的委托通知马老：1958年以前和1959年底以后这两次对您的批判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您的节制生育的新人口论是正确的，组织上要为你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希望马老能精神愉快地度过晚年，还希望马老健康长寿。”马寅初称：“我很高兴。”“20多年前中国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要尽快发展生产才行啊！”此次会见的情况于1979年7月25日被新华社报道，刊登于7月26日的《人民日报》。1979年9月11日，中共中央批复中共北京大学党委1979年7月23日《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决定》，批复称：“中央同意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先生平反的报告及决定。”

1979年9月，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1981年2月，中国人口学会成立，马寅初被推举为名誉会长。

1982年5月10日，马寅初在北京市病逝。享年101岁（满99岁）。

著作

• 《纽约市的财政》（1914年，博士论文）

• 《中国国外汇兑》(1925年)

• 《中国银行论》(1929年)

• 《中国关税问题》(1930年)

• 《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年)

• 《中国经济改造》(1935年)

• 《经济学概论》(1943年)

• 《通货新论》(1944年)

• 《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年)

• 《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年)

• 《新人口论(重版)》(1979年)

• 《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