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 司徒雷登出生

司徒雷登（英语：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出生于中国杭州，逝世于美国华盛顿。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始人，国府迁台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

第二代美国传教士

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的父亲司徒尔于1868年只身一人来杭州传教。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城北部天水桥畔耶稣堂天水堂弄旁的传教士住宅。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但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当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哈姆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求学期间，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立志于传教，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艾琳·罗德（Aline Rodd）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08年，司徒雷登应邀前往南京，出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1919年1月，司徒雷登被聘请为首任燕京大学校长，部分人认为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张学良将军曾为此大学捐款。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仑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学生和蔼可亲，对教职员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深刻印象。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甚至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

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日军关押在北京，直到1945年8月获释，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到离开中国。 这期间燕大也被迫迁往成都，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

关键时期的美国驻华大使

1945年秋天重庆谈判期间，曾被毛泽东宴请。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任期恰好是整个国共内战时期（1946年－1949年），同时仍担任燕大校务长之职。

作为一名外交界新手，却要应付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他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将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但其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信任。

1949年4月，解放军攻占南京，他没有像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大使一样随国民政府南下广州，而是坚持要留在南京美国大使馆。直到8月2日，司徒雷登始离开南京，“返国”。1952年11月28日，正式辞去大使。据说在他离开中国前夕，曾经和中国共产党高层秘密接触，也打算前往北京磋商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事宜，但是被提前召回，未能成行。

1949年8月8日，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由新华社播发，文中借他对国民党和美国当局极尽讽刺。这篇文章曾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教材，这使司徒雷登在中国比在美国更知名，1949年后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人中，普遍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

事实上，中共曾派黄华到南京几次会晤他。周恩来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毛泽东还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校庆。但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司徒雷登进行会晤的请示，要求他立即返美，并电告他不得再作“赞成中共领导”的声明。国民政府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党政府精神上的支持。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黯然离别生活了45年的中国，从此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

晚年

回到美国后，他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不能参加任何正式活动，同时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后来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由其学生兼私人秘书的傅泾波和家人照顾其起居。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

他在杭州的出生地和故居作为文物得到保护。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杭州半山安贤园举行，在去世半个世纪后，他的遗愿终于实现。

评价

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一整段谈司徒雷登，这段话如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在中国大陆，由于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此文曾被用于中学语文课本）一文，他被长期当作是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代表人物。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毛泽东说：“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

后来的大陆媒体（CCTV、BTV等）及互联网上也有不少声音为其伸张。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作家冰心谈及燕京大学往事时曾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

作为蒋宋美龄亲信及蒋中正麾下得力干员之一的黄仁霖，曾担任过励志社工作的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到“司徒雷登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和教育家。他实际上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创办人，曾经出过一番力，因此他被中国政府和人民所推重。但他的政治见识和经验。却很有限而且非常幼稚。”

著作

• 《新约希汉英辞典》（Greek-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1918年)

• 《司徒雷登日记》

• 《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