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问世

1902年6月17日，信奉天主教的满族立宪党人英华在天津创办《大公报》。英华创办《大公报》，得到天主教资本家柴天宠、天主教堂主教樊国梁支持，集股逾万。英华自任社长，同时也撰写政论文章。

《大公报》每日出报8版。常鼓吹君主立宪，速开国会，明言旨在“开风气，启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该报以敢言著称，要求慈禧太后归政，反对顽固守旧；支持改良，反对革命；呼号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提倡西学，反对保存“国粹”。

扩展阅读——大公报

《大公报》（英语：Ta Kung Pao），是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之一，创刊至今已有过百年历史，在中华民国统治大陆时期，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现今的《大公报》的政治色彩浓厚。1949年后，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大公报》在香港出版发行，立场靠近中国共产党，因此《大公报》的报道内容中不会出现中共视为敏感与负面的新闻。在两岸方面，该报也明显站在中共一方。因此，《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被香港市民称为“四大左报”。

报刊历史

早期

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出版，其创办人为辅仁大学倡议者之一的英敛之，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经常刊登北洋政府的公文，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中华民国成立后，1916年9月，英敛之将报馆售予股东之一的王郅隆。1916年10月，王郅隆全面接收《大公报》后，聘请有过办报经历的胡政之为主笔兼经理，胡上任后主持报馆改革。1916年11月10日起，胡政之入馆一个月后，《大公报》由书册式改成了通栏式，将垂直的两栏改成四栏，以后又经过几次改革，改成六栏、八栏。在字号方面也进行了调整，各种字号大小间隔、搭配，改变了原来比较单调的状况，使版面变得错落有致。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影响力的文章。胡政之也在采访完巴黎和会后辞去经理职务。1923年9月王郅隆在日本关东大地震中丧生，安福系于次年垮台。难以为继的大公报于1925年11月27日宣布停刊。《大公报》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

新记大公报

1926年，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资金由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1926年9月正日，《大公报》复刊号由张季鸾执笔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大公报续刊时发行量不足2000，到1927年5月涨至6000余，同期广告收入由每月200余元增至1000余，营业结算由每月亏损4000余转为收支平衡。5年后达到5万份，1936年突破10万份，成为全国一流的新闻类刊物和舆论中心。

1928年东北易帜、1930年中原大战后期张学良通电全国拥蒋入关两大新闻，皆为《大公报》独家发布。

1935年12月，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部长，辞去社长一职。鉴于平津局势紧张，《大公报》开始向南发展，1936年4月1日，《大公报》落户上海望平街，创办上海版。津沪版同时发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1935年至1937年，连载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公开报道共产党和红军。《大公报》出版部还结集范长江的西北旅行通讯，题为《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并七次再版。抗战初期，出版了范长江报道中共陕北根据地的通信集《塞上行》。

《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是1926年至1949年，该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等报人让它成为当时中国新闻界的翘楚。

抗战中大放异彩的《大公报》

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张季鸾率曹谷冰、王芸生等相继创办汉口版（1937年9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和重庆版（1938年12月1日—1952年8月4日），胡政之率金诚夫、徐铸成等先后创办《大公报》香港版（1938年8月13日—1941年12月13日）和桂林版（1941年3月15日—1944年9月12日）。抗战期间，《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国共两党以及全国各界几乎一致给予了他极高的评价。张季鸾逝世后，内部机构变化：成立董监事联合办事处，由胡政之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各馆；成立社评委员会，王芸生为主任委员，负责社评的选题、立论和撰写事宜。

1943年2月2日，重庆版发表《看重庆，念中原！》社评，对比河南灾民惨状，斥责重庆富豪奢靡生活。此文激怒国民政府，被勒令停刊3天。

1943年9月6日，胡政之在纪念张季鸾逝世两周年社祭会上，宣布董事会新近制定的《大公报同人公约》五条，其中第一条规定“本社以不私不盲为社训”，第四条规定“本社以每年九月一日为社庆日，纪念创办人吴达铨、胡政之、张季鸾三先生”。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对中共，发表《质中共》、指控中共用人体盾牌的《可耻的长春之战》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王芸生在1948年11月5日离开上海，转道台湾飞抵香港，亲自主持港版工作。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1949年1月15日，解放军攻占天津，津版改组为《进步日报》。4月14日，总经理胡政之病逝于上海。5月25日解放军占领上海，王芸生等从解放区赶赴上海。5月29日，在国统区进步美术运动的中心与最前沿的上海，刘开渠、杨可扬、野夫、朱宣咸、张乐平、庞薰琴、赵延年等国统区进步美术的先驱们代表以上海为中心的国统区进步美术力量在《大公报》发表迎接解放的“美术工作者宣言”，提出国统区美术工作者决心“为人民服务，依照新民主主义所指示的目标，创造人民的新美术”，该宣言的发表也标志着国统区美术史和上海近代美术史从此翻开崭新一页。6月17日，沪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布报刊归人民所有。11月30日解放军占领重庆，渝版继续出版，1952年8月4日终刊。后中共重庆市委在其基础上创刊市委机关报《重庆日报》。

1953年1月1日，沪版北迁与《进步日报》合并出版全国性的《大公报》，并于1956年9月迁到北京，10月1日出版，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分工报道财经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1949年后的香港《大公报》

1949年之后，《大公报》在中共港澳工委的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报纸的阵地。 《大公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提供了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大公报》明显支持中国共产党，因此被认为是有官方背景，在财经新闻方面，也常发布有关北京政府对香港或中国大陆的相关政策报道。《大公报》会与香港一些亲共社团举办相关展览活动，例如：和平正义的伟大事业—纪念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运动60周年，雪域明珠—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展览。《大公报》和《香港商报》或《文汇报》的网站也是中国大陆少数“解禁”的香港报刊及相关网站。

由于该报拥有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悠久历史背景，在报道国际及两岸事务时，往往站在中共立场，政治色彩浓厚等因素，使得该报在香港的公信力中一直落后，2009年，针对香港市民对传媒可信度的调查显示；《文汇报》及《大公报》可信度分数排行最低。

昔日《大公报》其下子报《新晚报》因发表武侠小说连载，一度洛阳纸贵。更成就了梁羽生、金庸等知名武侠小说作家。

市场定位

《大公报》网站自言以2008年1月数据，日均来访人数近15万人，在全球阅览量中，中国内地占45％、香港占25％、美国占10％、其它占20％。2006年，《大公报》在向广东省零售发行“商旅版”，售价人民币3元。该版主要报道香港本土新闻为主，不报道除香港以外的新闻。

报刊编排

《大公报》首页的右则，是为最显眼的“大公报”隶书红字，据传出自清末著名思想家严复手笔，下方为英文拼音“Ta Kung Pao”，表格最下方印着日期，星期，第XXXXX号，售价，以及出版地址和电话。其后为一个小广告以及责任编辑。首页间中为广告页，但通常为头条新闻。《大公报》报纸的编排没有什么规定，视乎当日报纸出版页数。

报纸通常分为A、AA、B、C、D版。

• A 版分为要闻，香港新闻。

• B 版为财经。

• C 版为娱乐，大公园，小公园，教育，评论。

• D 版/AA 为波经。

逢星期日的大公报只有A、B、C版，财经会在A版里面。

争议

报道手法

多年来，《大公报》一直经常评击香港泛民主派及反共人士，当中有不少是不使用真实姓名的署名文章。甚至连学者亦多次遭受批评，如2012年1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表“香港人”与“中国人”身分认同的民意调查，即使钟庭耀已多次解释自己的用意，负责该民调的钟庭耀也成为评击对象；《明报》报称；两个月内，包括《大公报》在内的亲中共报章有多达40篇评击钟庭耀的文章，此外国媒体《华尔街日报》亦以“文革式的语言”（Cultural Revolution rhetoric）来形容事件，指“左报”旨在普选前先“阉割”（neuter）香港的反对派。事件中，声援钟庭耀的科技大学副教授成名、中文大学导师蔡子强，亦被《大公报》指责为“抗中乱港之实的真政客、假学者……”。科大教授成名回应指，这是文革式的方法，目的就是要噤声。

2011年11月，前《香港电台》广播节目主持吴志森，其言论及政治立场引起部分左派人士不满，例如早前的“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毒奶受害者代表赵连海”等，他均在节目中批评中共，被指立场“反共”。吴志森称突然遭撤换节目主持，并指出：过去一年内，他受到香港亲中共报纸《大公报》、《文汇报》、《商报》的批判攻击的文章达70篇之多，其中说得最多的是要港台中止他做节目主持。

希望带旺摊位“堕胎”

2010年12月2日，《大公报》有一篇〈一年一度工展会维园举行 营业额可望倍增〉的新闻中，内文提及“位元堂响应厂商会的“一元産品大优惠”，在展期首星期推出一元即食翅，每日售一百五十份，希望带旺摊位堕胎，吸引更多市民购物。 ” 这使一些网民以为位元堂发明可作堕胎之用的即食翅，并在工展会中促销。有网民解释指，以上文字的原意是“希望带旺摊位人流”，由于简体中文的“人流”代表“人工流产”（堕胎），报社将简体字自动转为繁体字时便出现错误转换。

商场新春“堕胎”生意较去年同期录得增一成

2011年2月6日，《大公报》再度犯下“堕胎”的错误，发布一篇题为〈商场新春堕胎生意较去年同期录得增一成〉，文中更出现多次“堕胎”字眼，不但再次成为网民热话，更于翌日上报。

误报新闻

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坐上了我的车》一文，被大陆媒体广为转载。后大公报发布声明称此报道为虚假新闻及向读者致歉。

部分记者与评论员

新记时期

• 张季鸾（《大公报》掌门之一，长期担纲总主笔，1941年去世）

• 王芸生（《大公报》后期总编，后留在大陆，文革中遭迫害，1980年去世）

• 徐铸成（《大公报》记者，编辑，后担任《文汇报》总主笔，1991年去世）

• 蒋荫恩

• 陆诒

• 萧乾（长驻欧洲的中国记者）

• 范长江（著名通讯记者，后与《大公报》分道扬镳，文革中自杀）

• 杨刚（《大公报》驻美特派员，1957年反右运动中自杀）

• 彭子冈（大公报左派记者，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

• 徐盈

• 曹谷冰（报道中苏建交后苏联情况）

• 朱启平（报道日本受降仪式，其通讯《落日》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

• 高汾（抗战胜利后进入《大公报》，与丈夫高集一同成为民国著名夫妻报人，后被划为右派）

• 陈纪滢（抗战期间曾主编过《大公报》有影响的《战线》副刊，在汉口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被选为理事之一。后定居台北，多发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