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格瓦拉诞生

切·格瓦拉于拉库布雷号追悼会。阿尔贝托·柯尔达摄，1960年3月5日。.jpg

切·格瓦拉（西班牙文：Che Guevara，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或简单称切（El Che 或 Che），本名埃内斯托·格瓦拉（Ernesto Guevara），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是阿根廷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医师、作家、游击队队长、军事理论家、国际政治家及古巴革命的核心人物。古巴革命胜利后，任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后来却辞去职务，离开古巴到第三世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他离开古巴的原因有不同的解释，都有材料支持。有资料称他是自愿离开古巴继续革命；也有资料显示他是被迫离开，因为卡斯特罗感到切格瓦拉可能会威胁到他的领导地位，迫使他出走并且切断了送往玻利维亚的给养，导致切格瓦拉1967年在玻利维亚被捕，继而被杀。自切·格瓦拉死后，他的肖像已成为反主流文化的普遍象征、全球流行文化的标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共产革命运动中的英雄和世界左翼运动的象征。

身为年轻的医学系学生，格瓦拉游历了整个拉丁美洲，并因亲眼目睹了贫穷的无所不在而深感震撼。他在这些旅行中的所见所闻，使他断定各地根深柢固的社会不平等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结果，唯一的补救方法便是进行世界革命。这个信仰激励他介入了危地马拉在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统治下的社会改革；阿本斯最终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在美国中情局暗中策动下被推翻，结束了危地马拉当时不同凡响的意识形态。后来，格瓦拉在墨西哥市结识了劳尔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加入他们的七二六运动，怀抱着推翻亲美的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的理想、乘着格拉玛号闯入古巴。格瓦拉不久便在起义者间展露头角，晋升为副指挥官，并在为期二年、成功推翻巴蒂斯塔政权的游击战役中扮演关键的角色。

古巴革命成功后，格瓦拉在新政府担任了数个要角。包括再审革命法庭期间被列为战犯者的申诉与行刑队、以工业部长身分实施土地改革、担任国家银行行长及古巴军队教学主任之职，并以宣扬古巴社会主义的外交家之名横越地球。而格瓦拉所训练的民兵部队也在猪湾入侵击退了美军，并为古巴带来了苏联核武弹道导弹，其随后在1962年引发了古巴导弹危机。另外，他也是文笔锋利、创作丰富的作家与日记作者，著有影响深远的游击战指南，及关于他横越南美洲的青年摩托车旅行的畅销自传。格瓦拉于1965年离开古巴，依序前往刚果-金沙萨及玻利维亚进行革命，前者失败，而格瓦拉到了玻利维亚后，被当地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协助的军队逮捕，并遭处决。

格瓦拉是一名荣辱参半的历史人物，亦常现身于传记、回忆录、文章、纪录片、歌曲及电影的题材，其共同想像普遍呈现两极化。《时代》杂志将格瓦拉选入二十世纪百大影响力人物，并登上阿尔贝托·柯尔达为他拍摄、命名为《英勇的游击队员》的照片（如右图），被美誉为“世上最知名的照片”。

早年

幼年时期切·格瓦拉.jpg

幼年时期

切·格瓦拉出生于阿根廷罗萨里奥，是这个西班牙和爱尔兰裔家庭的长子。( 有説是巴斯克裔和爱尔兰裔的混血儿）他出生证明上的日期是1928年6月14日，但一些资料认为他实际上出生于5月14日。他的出生证明被故意修改，以掩饰他母亲在结婚时已怀孕的事实。切·格瓦拉父亲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的家族已在阿根廷生活了12代，是一个声誉卓著的家族。他的祖先帕特里克·林奇1715年出生于爱尔兰，后经西班牙转辗来到阿根廷，在18世纪末，他已成为了巴拉那河地区的总督。而他母亲塞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的家族也已在阿根廷生活了7代，同样也是贵族家庭，祖先约瑟·德·拉·塞尔纳曾是西班牙最后一任驻秘鲁总督。切·格瓦拉的父母于1927年结婚。

切·格瓦拉父亲在传记《我的儿子，切》中写到：

“

5月（注：1930年）的一个早晨，寒风呼啸，我的妻子带着我们的小埃内斯托去游泳。中午时分，我去俱乐部找他们，准备和他们一起去吃午饭，这时我发现，孩子穿着一身湿漉漉的游泳衣，已经冻得直打哆嗦。塞莉亚却还一个劲地在游泳。她不是个有经验的母亲，根本没有意识到现在已是冬天，天气变化对这样一个脆弱的孩子来说，该有多危险。

”

1951年, 22岁的格瓦拉

从此切·格瓦拉便患上了严重的哮喘病。受这个有着一定左翼思想的上层家庭（尤其是作为阿根廷共产党员的姨父母）的影响，切·格瓦拉从小便对政治十分热衷。虽然患有哮喘，但切·格瓦拉十分热爱体育运动。1948年，他进入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学习医学，并于1953年3月顺利完成了学业。

游历

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切·格瓦拉时常利用假期在拉丁美洲周游。1950年1、2月暑假时，他游历了阿根廷北部的12个省，走过了约4000多公里的路程。1951年，他在自己的好友药剂师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建议下，决定休学1年环游整个南美洲。他们的交通工具是一辆1939年产的Norton摩托车。他们于1951年12月29日出发，决定的线路为：沿着安第斯山脉穿越整个南美洲，经阿根廷、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到达委内瑞拉。在路途的中间他们的摩托车坏掉了。切·格瓦拉还在秘鲁的一个麻风病人村作了几个月的义工。

在这次旅行中，切·格瓦拉开始真正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穷与苦难，他的国际主义思想也在这次旅行中渐渐定型，他开始认为拉美各个独立的国家其实是一个拥有共同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的整体，倘若革命则需要国际合作。离家8个月后，1952年9月，切·格瓦拉乘飞机回到了阿根廷，全家人都去机场迎接他。在他此时的一篇日记中他写到：

“

写下这些日记的人，在重新踏上阿根廷的土地时，就已经死去。我，已经不再是我。

”

切·格瓦拉在这次旅行中所写的日记后来被成册出版，依此巴西导演沃尔特·萨勒斯（Walter Salles）2004年拍摄了电影《革命前夕的摩托车日记》。切·格瓦拉开始拼命复习，在1953年6月1日，他正式成为医生。他本可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可是，这次旅行彻底改变了切·格瓦拉。

踏上危地马拉

由于贝隆政府当时在阿根廷的的独裁统治，担心儿子被征用做军医的母亲让格瓦拉逃离阿根廷。1953年7月7日，格瓦拉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在玻利维亚经历了一次革命之后，格瓦拉从厄瓜多尔前往危地马拉。途经哥斯达黎加时，这个当时拉美唯一的民主国家深深打动了格瓦拉。

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达了危地马拉。当时危地马拉正处于年轻的左翼总统阿本斯的领导下，进行着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头直指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绰号“切”（Che），“Che”是一个西班牙语的感叹词，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区被广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惊讶的常用语，也有“朋友”的意思，其他西班牙语系国家的人喜欢昵称阿根廷人为（Che），是 '兄弟' 的意思。

1954年3月2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枝由危地马拉军官阿玛斯领导的雇佣军，阿本斯政权很快被推翻，阿玛斯成为危地马拉总统，开始对左翼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几个月之内约9000人被捕或杀害。从此，格瓦拉坚定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认为共产主义是解决目前拉美种种困难的唯一途径。随后，他前往墨西哥避难，并在此遇见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古巴革命

1958年11月

1955年，格瓦拉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墨西哥城相遇，当时菲德尔·卡斯特罗与劳尔·卡斯特罗兄弟正为重返古巴进行武装斗争并推翻巴蒂斯塔独裁政权而进行准备。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罗组织的名为“七二六运动”（以一次失败的革命：蒙卡达事件的日期命名）的军事组织。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运动”的82名战士挤在“格拉玛号”小游艇上，从墨西哥韦拉克鲁斯州的图克斯潘出发，驶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计划推迟了两天，他们在古巴南部的奥连特省的一片沼泽地登陆，遭到巴蒂斯塔的军队的袭击，只有12人在这次袭击中幸存。格瓦拉，作为军队的医生，在一次战斗中，当面前一个是药箱，另一个是子弹箱时，他扛起了子弹箱。从这一刻开始，格瓦拉彻底从医生转变为了一名战士。

剩余的游击队战士，在马埃斯特腊山中安顿下来，并使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得到了一些农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战斗中，格瓦拉凭著超人的勇气及毅力、出色的战斗技巧和对敌人冷酷无情而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赏识，包括卡斯特罗。他很快成为了卡斯特罗最得力和信赖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击队员约有280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战斗之后，到12月27日，革命军拥有了8000平方公里土地和50万公民支持。1959年1月2日，革命军成功占领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这段经历，被格瓦拉写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战争的回忆》（西班牙语：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古巴任职

战争结束后，古巴新政府成立并授予格瓦拉“古巴公民”的身份。1959年5月22日，格瓦拉同自己的第一任秘鲁裔妻子伊尔达·加德亚（Hilda Gadea）离婚，他们唯一的女儿由格瓦拉抚养。6月，格瓦拉同参与了古巴革命且与自己志同道合的阿莱伊达·马奇（Aleida March）结婚，之后他们共育有4个子女。

首先，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军事监狱的检察长，负责对巴蒂斯塔时代的战犯（主要是政客和警察）进行审问和处理，一些资料认为格瓦拉一共刑决了156人，但一般推测，人数应该高达600人。1959年10月，并不懂经济学的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总裁，开始对古巴经济体系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企业收归国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1961年，格瓦拉又被任命为工业部长。

格瓦拉帮助卡斯特罗在古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古巴遭到美国经济封锁后，格瓦拉与苏联签定了贸易协定。在这段时间内，他也因为其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而逐渐于西方闻名。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是1962年赴莫斯科谈判的古巴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最终签署了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格瓦拉认为，安置苏联的导弹将捍卫古巴独立，使古巴免于遭受美国的侵略。

1964年12月，格瓦拉代表古巴出席联合国第19次大会，之后相继访问了阿尔及利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等8个非洲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当1965年3月14日回到古巴后，他与卡斯特罗在诸如对苏关系、援助第三世界革命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趋严重。不久他辞去了自己的职务，在给卡斯特罗写的告别信中：“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的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槃式的壮美结局”，为防止个人行为对古巴的不利，放弃了古巴公民身份。4月1日他乘飞机离开了古巴，前往刚果。

在古巴担任高官期间，格瓦拉抵制官僚主义，生活节俭，并且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总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一次在苏联一位官员家里做客时，当那位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格瓦拉时，格瓦拉对主人说：“真是讽刺，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同时格瓦拉周末还积极参加义务劳动，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厂里劳动。

出走刚果

1965年4月23日，格瓦拉从坦桑尼亚穿越坦噶尼喀湖，前往刚果。一些资料指出，在之前他同卡斯特罗的一次秘密会谈中，格瓦拉说服了卡斯特罗支持这次行动。在最初他得到了当时刚果游击队领导人洛朗-德西雷·卡比拉的协助，但不久格瓦拉拒绝了他的帮助，认为其是完全无意义的，并写到：“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他是一个现在的人”。

格瓦拉向刚果起义军队传授游击战术，他的计划是利用刚果坦噶尼喀湖西岸的解放区作为基地，训练刚果及周边国家的革命武装。此时格瓦拉已经37岁，而且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经验（他的哮喘使他免于在阿根廷服兵役），他的战斗经验大都来自古巴革命。

与刚果政府军一道的美国中情局人员，此时正全程监控格瓦拉部队的对外通信，以便于在格瓦拉的游击队来袭前能先发制人、截断其补给线。格瓦拉在此役所期许的是能够向当地的辛巴人灌输古巴共产革命思想及游击战术，将他们训练成一批骁勇善战的游击队。事后格瓦拉在他的《刚果日记》里回忆，当地人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愚笨、漫无纪律、内部纷争不休是导致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同年，在非洲丛林吃足了7个月的苦头之后，病弱的格瓦拉沮丧地与他剩存的古巴战友离开刚果（有6个伙伴没能活着离开）。格瓦拉一度考虑将受伤士兵送回古巴，自己留在刚果丛林里战到最后一刻，用生命为革命竖立典范。不过，在几次徘徊后，格瓦拉经不住同志们劝说，同他们一起逃离了刚果。

离开刚果的格瓦拉并没有因此回到他熟悉的古巴。在卡斯特罗公布的格瓦拉道别信里，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为此，格瓦拉深觉在道义上他不应回古巴。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格瓦拉极其低调的游走于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布拉格以及东德。这段时期，格瓦拉除了记载他在刚果的经过外，还开始起草两本书，准备对经济学及哲学加以论述。在卡斯特罗获悉格瓦拉的下落后，极力要求他的老同志回到古巴。格瓦拉则明确地声明，除非是为了在拉丁美洲国家进行革命活动，因地利之便，他会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回到古巴进行筹备工作外，他将不再踏上这片土地。

玻利维亚

1966年至1967年间，格瓦拉开始在玻利维亚带领游击队员进行革命活动。当地的玻利维亚共产主义者购买了Ñancahuazú的密林地区移交给格瓦拉用作训练区域。格瓦拉及其古巴伴随亦编改了一些游击队员军队方式。格瓦拉的组织大约有50名游击队员，名为Ejército de Liberación Nacional de Bolivia（玻利维亚全国解放军，简称ELN），有着精良装备。早期他们在险峻Camiri山区与玻利维亚正规军作战取得了不少胜利，然而在9月，正规军却设法想消灭两个游击队小组，并杀害了一个游击队领导。

玻利维亚总统René Barrientos得知格瓦拉的存在后，扬言要杀死他。他下令玻利维亚军队四处搜寻格瓦拉和他的追随者。希望带起革命的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错误判断令他后来惨败。他只准备应付国家军政府及其训练和装备皆差的军队，但却没有顾虑到玻利维亚身后的美国。

当美国政府得知他的革命活动地点后，很快便派出了CIA人员进入玻利维亚帮助其政府剿灭游击队。因为美国的援助，玻利维亚军队由美国陆军特种部队顾问训练，当中更包括了一支以应付丛林战而组织的别动队。而格瓦拉在游击当中却得不到地方分离分子及玻利维亚共产党的预期协助。这时，用来与古巴联络的两台短波发射机损坏令他无法寄发消息到哈瓦那，游击队员用来为从哈瓦那发出的短波解码的录音机亦在渡河中亦丢失了，这令格瓦拉完全地被隔离。格瓦拉一厢情愿的所谓革命最终不但没有得到人民甚至玻利维亚共产党的支持反而使民心倒向政府一方，玻利维亚政府的军事行动在美国的援助之下节节胜利，令格瓦拉的形势显得十分不妙。

另外，CIA帮助反对卡斯特罗政权的古巴流放分子设立审讯室，拷打那些被认为协助格瓦拉的玻利维亚人。为搜寻格瓦拉的支持者，几乎有300000人因而受到政治迫害。

结局

1967年10月在玻利维亚La Higuera，格瓦拉游击队中的一个逃兵向玻利维亚特种部队透露了格瓦拉游击队的营地。10月8日，当格瓦拉在La Higuera附近带领巡逻，特种部队包围了营地并且捉住了他。他在他的腿受伤后投降。他被捕获时身份仍然不为人所知。然而他所佩戴的劳力士手表（据传是刚刚收到的礼物）暴露了他的身份。当Barrientos知道他被擒马上命令处死他。关于他被擒时的情景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在交战中，他的腿部被击中受伤，有几名特种部队士兵接近了他，他马上喊道：“不要射击！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对您来说比死更有价值”，随即切·格瓦拉向政府特种部队士兵缴械投降。

格瓦拉被囚在一个破落的校舍一夜，后被审问，但其拒不回答任何问题。其中，审讯者问，你现在在想什么？格瓦拉回答：“我在想，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9日下午他便在他的手被绑在板上的情况下被一个抽中签的玻利维亚军队中陆军中士玛利欧·塔兰（Mario Terán）射杀。一些人认为那个中士是向格瓦拉的面和喉头开枪。广泛受认同的是，他开枪射格瓦拉的双腿以令他的面孔完整以便证明身份，并假装是作战的创伤以隐瞒他被枪毙。子弹首先击中了格瓦拉的手臂和腿部，他痛苦的倒地，并咬住他的一个手腕以避免因痛苦而大喊，塔兰随后开枪多次，于1：10 pm打中了格瓦拉的胸部，这是致命的一枪。格瓦拉一共被射中9枪。5次射中腿部，1次射中右肩和手臂，1次射中胸部，最后1枪射中喉部。切格瓦拉在他的死亡之前曾向那中士说过：“我知道你要在这里杀我。开枪吧！懦夫，你只不过是杀了一个人”。他的尸体被直升机送到了一个地方医院和展示予传媒。那时被拍摄照片成为了一个传奇，很多人颂扬他为圣人。在一名军医切断了他的手之后，玻利维亚的陆军将校将格瓦拉的尸首转运去一个秘密地方，并拒绝透露他的遗骸是否已被埋没或火化。

然而负责处死切·格瓦拉的士官2007年接受古巴医生提供的免费医疗而治好白内障重见光明，讽刺的是这免费医疗是切·格瓦拉生前所推广的，这士官透露他枪杀切·格瓦拉时先打腿部和腹部，然后本身也是医师的切·格瓦拉仍忍痛自己指著胸口要他射击，十分英勇。

玻利维亚搜捕切·格瓦拉的中央情报局情报部门长官Félix Rodríguez在听说切·格瓦拉捕获的消息后将消息经由在南美各国CIA 驻地然后才传回至CIA在维珍尼亚州兰格雷的总部，将他的死讯公布天下这做法，最主要的目的便是令游击队放弃幻想。在处决后，Rodríguez还取了切·格瓦拉的Rolex手表和几样私人物品，在往后日子里经常骄傲地展示在记者面前。

切·格瓦拉在10月9日1:10 PM被处死在La Higuera的校舍，游击队员被拘捕并审问有关一位年轻法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作家，卡斯特罗的亲密朋友雷吉·德布雷（Régis Debray）。在1967年4月，政府势力捉了Debray，并且指责他与游击队合作。德布雷声称他只是记者，并且透露那Che(切·格瓦拉) 早期神奇消失的几年是带领游击队。玻利维亚在10月上旬开始对德布雷的审判，在当时成为了一个国际事件。当局在10月11日正式报告了切·格瓦拉在10月9 日被杀。10月15日卡斯特罗宣告古巴全国哀悼三天。切·格瓦拉之死被认为代表了当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思想遍及至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

1997年，切·格瓦拉的无手身体骸骨在Vallegrande被掘出，由DNA辨认吻合，并运返古巴。在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遗体以顶级军事荣誉安葬在圣克拉拉一个修造的陵墓，以纪念他在三十九年前赢取了圣克拉拉古巴革命的决战。

玻利维亚日记

玻利维亚日记记述了游击队在玻利维亚革命活动。第一篇日记写于1966年11月7日，是他到来之后在Ñancahuazú农场写的，最后一篇写于1967 年10月7日，是他被擒的前一天。日记叙述了游击队怎样开始运作以及被政府军发现，解释切·格瓦拉怎样决定划分二个纵队但随后无法重建联系，并且描述他们的整体失败。它记录了切·格瓦拉和玻利维亚共产党之间的不和导致切·格瓦拉游击队士兵比最初期望少。日记上叙述了切·格瓦拉游击队因语言障碍问题而难以由地方民众招募新兵。革命活动亦随着切·格瓦拉变得越来越不适而式微。他的哮喘在死前曾经大幅恶化。玻利维亚日记由Ramparts 杂志迅速及未加修饰地翻译后在世界上流通。他的革命摰友，时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亦曾介入翻译。

英雄

切·格瓦拉死后，随着他的尸体的照片的传播，切·格瓦拉的事迹也开始广泛为人所知。全球范围内发生了抗议将其杀害的示威，同时出现了许多颂扬他，和记录他生平以及死亡的文学作品。即便是一些对切·格瓦拉共产主义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对其自我牺牲精神表达了由衷的钦佩。他之所以被广大西方年青人与其他革命者区别对待，原因就在于他为了全世界的革命事业而毅然放弃舒适的家境。当他在古巴大权在握时，他又为了自己的理想放弃了高官厚禄，重返革命战场，并战斗直至牺牲。

特别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东和西方的年轻人中，他成为一个公众偶像化的革命的象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词。一幅由著名摄影师阿尔贝托·科尔达在1960年为切·格瓦拉拍摄的生动的肖像照片迅速成为20世纪最知名的图片之一。而这幅切·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简化并复制成为许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报和棒球帽）上的图案。切·格瓦拉的声望甚至延伸到了舞台上，在蒂姆·莱斯和安德鲁·洛伊·韦伯的音乐剧《贝隆夫人》中他成为了旁白者。该音乐剧讲述了切·格瓦拉由于胡安·贝隆的受贿和专制，而对贝隆夫人和她的丈夫感到失望。这个旁白者的角色是虚构的，因为切·格瓦拉与贝隆夫人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而且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埃娃·贝隆有关的事情是他在孩童时代曾经给贝隆夫人写过信，信中向贝隆夫人索取一辆吉普车。

切·格瓦拉的陵墓和纪念碑

切·格瓦拉的遗体，同其他六个一同在玻利维亚战斗的同志的遗体一道，于1997年被安置于一个叫埃内斯托·格瓦拉司令广场（Plaza Comandante Ernesto Guevara）特别的陵墓之中。该陵墓位于古巴圣克拉拉，2004年，大约205,832人参观了切·格瓦拉的陵墓，其中127,597人是外国人，包括来自美国、阿根廷、加拿大、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游客。该处陈列了切·格瓦拉写给卡斯特罗的道别信（信中，切·格瓦拉宣称他将切断与古巴的一切联系，投身于世界其他角落的革命运动）的原稿。

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称许切·格瓦拉是“我们时代的完人”，切·格瓦拉的支持者认为，切·格瓦拉被证明是继拉美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西蒙·玻利瓦尔之后，拉丁美洲最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

“圣埃内斯托”

切·格瓦拉几乎是从被处决那一刻之后就被人神化成了圣人一般的人物。为切·格瓦拉清理尸体的玻利维亚护士苏珊娜·奥西纳伽（Susana Osinaga）日后曾回忆当地人都惊讶的发现死不瞑目的格瓦拉“就像耶稣一样，有着坚毅的眼睛、胡须、长发”。《纽约客》记者乔恩·安德森（Jon Lee Anderson）在他的传记《切·格瓦拉：革命的一生》（Che Guevara: A Revolutionary Life）中也记录到当时这种“格瓦拉与耶稣神似”看法的传播速度之快，以至于虔诚天主教的当地妇女及医院修女纷纷前来收集格瓦拉的头发做护身符。墨西哥学者豪尔赫·卡斯塔涅达（Jorge G. Castañeda）在《同志：切·格瓦拉的生与死》（Compañero: The Life and Death of Che Guevara）中则描述格瓦拉死后“如基督一般的形象”看起来“就好像死去的格瓦拉在注视着杀他的凶手并宽恕了他们，同时俯视着世界宣示着为理想而死的他已经超脱了痛苦”。

切·格瓦拉死后11天，美国记者伊西多尔·斯通（Isidor Feinstein Stone）通过比较指出格瓦拉“有着发红发卷的胡须，看起来就像法翁与主日学耶稣画像的结合”。德国画家/剧作家彼得·魏斯也指出死后照片中的格瓦拉就像“被从十字架上放下来的基督”。大卫·昆泽（David Kunzle）也在《切·格瓦拉：偶像、神话和启示》（Che Guevara: Icon, Myth, and Message）一书中把格瓦拉死前最后一张照片——被俘后双手捆绑于身前站立在CIA特工头目费雷克斯·罗德里格斯（Félix Rodríguez）旁边示众的照相，比喻成了基督教名画“瞧！这个人”（Ecce Homo，源于庞提乌斯·彼拉多对被双手捆绑、即将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的称呼）中的情景。昆泽还进一步评论：“基督的事迹很容易在切（格瓦拉）的一生中找到相似点。两人都是医者——基督是用神迹治病，切则是受过（正规）培训的医生，而且即便在战斗中仍在济世。两人都对贫困人群的麻风病特殊关怀，就像《摩托车日记》中描写的那样。像切一样，耶稣也是平等主义者，从少私有多共享这方面来说算得上是共产主义者，而他的徒弟们也被指示天下为公。两人都是严格的纪律信奉者，都主张他人离开家庭亲友和优势特权去加入他们，去牺牲舒适生活甚至自己的生命。”

1968年八月，同格瓦拉一同在玻利维亚被捕的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Jules Régis Debray）在狱中接受美国《壁垒》（Ramparts）杂志记者玛琳·奈德尔（Marlene Nadle）采访时也做出了同样的比较，形容身为无神论者的格瓦拉是“没有超然信仰的神秘主义者、不信上帝的圣人”，并且评价：“切（格瓦拉）是现代的基督，但是我认为他的受难更残酷。2000年前的基督死时得以直面他的上帝，但是切却知道世上本无神，而且死后什么都留不下。”在电影《切·格瓦拉》中扮演格瓦拉本人的波多黎各演员本尼西奥·德尔·托罗（Benicio del Toro）声称：“我认为切（格瓦拉）有着毅力和品德……身居下风、与不公正作战、为被遗忘的人出面都对他感触很大。在某种方面就像耶稣一样——只不过耶稣会转过另一面脸（让人打），切则不会。”英国记者伊莎贝尔· 希尔顿（Isabel Nancy Hilton）则在2007年《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中说道：“切（格瓦拉）的魅力是情感上的。他在玻利维亚相对年轻的身死把他塑造成了世俗的基督——背负世上的罪孽并为了受压迫者献出生命。他的记忆不朽于受压迫者之间，他的形象继续鼓舞着变革的希望和反抗的坚毅，没有被他失败所削弱，反而得到了增强。基督也在人间失败了，而像基督一样，切的死传达了通过鼓舞人心达到救赎的希望。”

格瓦拉死后30年，西方记者开始返回玻利维亚报导对格瓦拉的纪念活动，从而发现格瓦拉已经被当地农户供奉为“圣埃尼斯托”（San Ernesto de La Higuera）。格瓦拉死后40年，记者则发现格瓦拉的画像经常被当地人与耶稣、圣母玛利亚和约翰保罗二世挂在一起。路透社专栏记者克里斯托弗·洛普（Christopher Roper）也注意到“在玻利维亚，切的尸体被和圣若翰洗者相提并论”。《洛杉矶时报》也报导许多当地乡下人遇到麻烦时会念着格瓦拉的名号祈祷，据说“百呼百应”，甚至有人声称有治愈残疾的功效。关于当地人对格瓦拉崇拜的消息于2006年被Isabel Santos制作成电影，并获得第五届国际人权电影节最佳短纪实片奖。英国《卫报》2007年报导，在Vallegrande镇用来把格瓦拉尸体向全球媒体示众的洗衣房如今已经变成了一处“朝圣地”，四周的墙壁上刻满了慕名而来的人留下的字句。在摆放格瓦拉尸体的桌子上方则被用大字刻上了“被怀念者永垂不朽”的标语。而在当地则有“切之诅咒”的传闻，原因是与格瓦拉之死有关的玻利维亚军政人员中已有六人凶死，其中雷内·巴里恩托斯（René Barrientos）总统死于直升机坠毁，而负责逮捕格瓦拉的格雷·普拉多（Gary Prado）将军则因为自己的枪支走火击中脊柱致残。

批评

虽然切·格瓦拉被许多人视为英雄，但他的反对者们在他的遗产中发现了他们眼中切·格瓦拉一生中不那么光彩的部分，他们认为切·格瓦拉热衷于处死古巴革命的反对者是不折不扣的刽子手，披着共产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一些切·格瓦拉的著作被作为这种狂热的证据，其中的一些被Alvaro Vargas Llosa（他的众多坚决反对者中的一个）所引用。比如，在切·格瓦拉的Message to the Tricontinental一文中，他写道：“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纽约小报太阳报作家Williams Myers给切·格瓦拉贴上了一个“反社会的暴徒（sociopathic thug）”的标签。其它一些美国报纸的批评家也有同样的评价。这些批评家声称切·格瓦拉本人应该对古巴监狱中数百人受酷刑和被处死，以及他领导的古巴革命武装控制或造访过的地区许多农民被谋杀之事负责。他们也相信切·格瓦拉是一个拙劣的战术家，而不是一个革命天才，他从没取得过一场有记录的战斗的胜利。一些批评家认为切·格瓦拉在阿根廷读医学院时是失败的，没有证据表明他真的获得了医学学位。

而对格瓦拉及格瓦拉主义的革命方式批评来自于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他在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飙的谈话中指出：格瓦拉是“盲动主义者”，他“脱离群众，不要党的领导”，在古巴获得偶然性胜利后没有认真进行总结，就跑出去盲目地推销经验。试图“不依靠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不建立农村根据地，不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来逐步取得胜利”，而是“不管有无条件，以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烧起来，这完全是冒险主义和拼命主义”，“主张到处点火。我们说“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但必须那个地方有了燎原之势，才能燎原。”结果给革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害人害己。格瓦拉的英雄形象，很大一部分是由于青年的偶像崇拜心理和知识分子开始时“分辨不清”给抬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