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 越南前总理武文杰逝世

越南前总理，因病于2008年6月11日在新加坡逝世，享年85岁

正是在越南是否陷入金融危机的争论声中，越南前总理武文杰辞世了。
在武文杰生命的最后11年，或许有两个与金融危机有关的遗憾。当越南以VISTA（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之首被炒上天的时候，他致阮晋勇总理以公开信，警告，越南正在犯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马来西亚等国一样的错误。果真，灵敏的摩根士丹利第一个站出来，警告，越南可能是亚洲第二次金融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可惜，武文杰已经不能亲眼看到越南政府如何渡过这场金融动荡，就像他在1997年9月离开总理任上时，不能亲自带领越南走出那次金融危机阴影一样。那一刻，武文杰说，“我是在全球形势发生剧变时上任的，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达三位数，我们陷入了危机。但越南现在已经摆脱了危机，并真正开始了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此后11年，武文杰目睹继任者潘文凯和阮晋勇在革新道路上飞奔似虎，又遇险关。
遗憾，仅此而已。他生前曾获得越南最高荣誉金星勋章。尽管在退下来的这些年里，他不断以公开信的形式批评一切看不惯的东西，从贪污腐败到经济政策，有时甚至指名道姓，但逝去的武文杰仍得到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的最高评价：“武文杰是越南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在70年的革命事业中，武文杰和其他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新开放事业，使国家摆脱了社会经济危机，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方媒体称，“武文杰是越南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革新的总设计师，这场改革让越南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李光耀的评价是，“这位在公共事业上作出杰出成就的越南领导人，是以远见与领导力带领越南渡过上世纪90年代的激烈变革时期……”中国人会隐隐感觉，这些盖棺定论之辞，似在引导人们把武文杰想象成“越南的邓小平”。
武文杰1922年11月23日生于越南南部的永隆省，家里是农民；16岁即参加革命，加入越南共产党；50年代后，曾领导西贡市的越共地下工作；1982年被调往河内，任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的总理任期是从1992年到1997年，其一大功绩就是为越南的和平国际空间开疆辟土：1991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中越关系正常化，越南最大的威胁消除；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不再被视为东南亚的普鲁士，建立起地区依托；1995年，在越战结束20年后与美国关系正常化；1996年，越南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成为亚欧会议成员。之后，潘文凯把越南带进了东亚合作，阮晋勇则把越南带进了WTO。
武文杰最重要的标识是“经济改革家”。在那个时代，西方媒体还在争论越南是否会加速经济改革，津津乐道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往往会得出一些“进一步，退两步”或“退一步，进一步半”的结论。长期在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工作的武文杰，始终扮演着西方人眼里的所谓“改革派”角色。而帮助武文杰走市场经济道路的，除了先行一步的中国，还有一位重要朋友——李光耀。
李光耀在回忆与他年龄差不多的武文杰时，语调温和：“1990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越南第一副总理武文杰要求同我见面。他希望我们抛开歧见，进行合作。”武文杰的做派与其前任的“不可一世，令人反感”不同，他温和、灵活、懂市场经济。“在其他领导人都穿‘越南式毛装’的时候，武文杰身着西装。”1991年10月，武文杰访问新加坡，宴会后，他“像共产党员惯常所做的那样半拥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越南。我说，怎么帮？做他们的经济顾问”。
李光耀一时哑口无言，因为此前他向来是越南猛烈抨击的对象。回过神来，他说，“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从未管理过像越南这样拥有6000万人口、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而且实行的是必须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武文杰锲而不舍，过后还送来两封信。
之后，李光耀访问了越南，他与武文杰讨论如何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并出了两个主意，第一，研究台湾和韩国从农业社会转型为新兴工业社会的过程；第二，利用南越尤其是胡志明市作为全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上策。“武文杰似乎被这个建议吸引了。”
时下，在众多有关越南金融动荡的评论中，有一种见解很在理：经济学家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忽略了越南能挺能扛的国民性。越南人经历了那么多战争，那么多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苦难的日子。越南人无论如何都铆足了劲要成功。
武文杰逝世前，农德孟访华并与中方达成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提升了中越关系的层次。“冷战”结束后，中越两国领导人苦心培育的“四好”关系，也得到人民的支持。很早就提出“以民为本”思想的武文杰，亦应泉下无憾了吧。

扩展阅读——武文杰

武文杰（Võ Văn Kiệt，1922—2008 ）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部长会议主席。又名六民。生于越南永隆省（现九龙省）永廉县。1933年参加革命活动，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现越南共产党），任党支部书记，后被选入永廉县县委员会。

1940年在越南南圻起义中领导夺取永廉县政权的斗争。起义失败后，于1941年到迪石省乌明地区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参与恢复南部西区的革命组织。

1945年八月革命时，参与领导迪石省人民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抗法战争时期，参加南部西区革命民兵参谋部工作，先后任迪石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及越南薄寮省武装部队政治委员等职务。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订后，任越南南部党委委员，南部西区区委副书记。

1958年任西贡—嘉定区区委书记，并兼任西贡—嘉定军区政治委员。

1960年越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南方局委员。

1968年春任越南进攻西贡的第二前线指挥部负责人。

1971年初奉命回南部西区，任区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73年底任越党南方局常务委员，负责南部民运和兵运工作。

1975年在胡志明战役筹备期间，任接管西贡筹备委员会主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接管组特别党委书记。

1975年5月任西贡—嘉定市市委书记，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席。

1976年1月任胡志明市市委副书记、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

1976年12月越党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任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是阮文灵总书记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有力支持者。1986年12月任越南部长会议常务副主席。

1988年3月因范雄病逝，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代理主席。后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1991年6月起，任部长会议主席，并于1991年至1997年间担任总理一职。

2008年6月11日在新加坡医院因高血压逝世，享年85岁。

他被认为是越南市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