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名将图哈切夫斯基被杀害——苏联肃反运动​

图哈切夫斯基1893年2月16日诞生在斯摩棱斯克省多罗戈布日县阿列桑德罗夫斯基庄园的贵族家庭。图哈切夫斯基的父亲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冲破封建贵族家庭的传统习俗，同在他家庄园做工的贫衣女儿玛芙拉·彼得罗夫娜结了婚。

图哈切夫斯基搬到莫斯科后，开始进入一所十年制学校，读六年级。由于他热衷于军事，违背他父亲让他学习文科的意愿，由普通中学转入了莫斯科叶卡捷琳娜第一武备学校。他在这里受到了严格的初等军事教育，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从该校毕业，

图哈切夫斯基在亚历山大军校经受两年极严格的军事训练，又以优异的成绩于1914年从该校毕业，并获中尉军衔。军校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彼得格勒近卫军谢苗诺夫团的后备营。不久，图哈切夫斯基被派往第-次世界大战的前线，因奋勇杀敌，六次获奖。1915年2月19日，谢苗诺夫团遭到德军强大炮火的攻击，图哈切夫斯基所在的七连，全部被歼，他同其成员-起被俘。

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革命与反革命的抉择，他毅然选择了革命的道路。他的选择，早有思想基础。早在2月革命之后，在德军英戈尔城堡的集中营里，他们见到了列宁写的致受难中的被俘同志们的传单。

捷克白匪军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分子的支持下，在伏尔加河中游-带发动叛乱。当时列宁尖锐地指出：“东线的胜败将决定革命的命运。”在这紧急关头，列宁于1918年6月27日把图哈切夫斯基派到东部战线第一革命集团军司令部。他在极其艰苦困难的条件下，肩负起组建-支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重任。在政治委员古比雪夫的帮助和影响下，年仅二十五岁的图哈切夫斯基胜利地完成了组建军队和消灭敌人的任务。

1918年8月末，列宁被敌人刺伤。此时，图哈切夫斯基正率领第一集团军在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作战。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战士为报仇雪恨，以无比愤怒的心情，一举攻克了敌人重兵固守的辛比尔斯克。在养伤中的列宁，得知东线的捷报，在复电中高兴地表示：“我的故乡辛比尔斯克的收复，是包扎我伤口的一条最有效的最好的绷带。我顿时觉得精神极好，力量骤增，我祝贺红军战士的胜利，并代表全体劳动者对他们付出的一切牺牲表示感谢。”

由于图哈切夫斯基在东方战线战功卓著，1919年1月，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他为南方面军副司令兼第八集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亲临前线，有效地组织部队反攻，在第九、第十集团军配合下，全歼克放斯诺夫的哥萨克白匪军。

高尔察克匪军为策应外国干涉者和白匪军在南线的进攻，于1919年3月，在东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使东线再次告急。

图哈切夫斯基因有在伏尔加河一带作战的经验，1919年3月24日，他又被调到东部战线。4月5日，他被任命为曾与高尔察克交战最多的第五集团军的司令员。

4月10日，东部战线的红军重新作了部署。图哈切夫斯基第五集团军划归以伏龙芝为首的南方集群。第五集团军在图哈切夫斯基率领下，经过顽强战斗，越过了乌拉尔，攻克了车里亚宾斯克。

1920年1月，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被邓尼金白匪军占领，使高加索战线告急。由于列宁对南方战线的关注，图哈切夫斯基被任命为高加索战线的司令员。

这时的图哈切夫斯基已经具备了战胜捷克白军、白卫军和高尔察克军队的丰富战斗经验。他制定的周密而科学的攻打邓尼金的作战计划，又一次表现了他的军事才能。2月，高加索战线的红军向邓尼金匪帮转入反攻。3月末，图哈切夫斯基率部全歼了窜入北高加索的邓尼金主力部队。

1921年3月爆发了喀琅斯塔得叛乱。为迅速平定叛乱，列宁选派图哈切夫斯基任总指挥。在3月17日至19日，只用五十几个小时，就平息了叛乱。

内战结束之后，图哈切夫斯基在苏军中担任了许多重要职务：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1921年）、再任西方面军司令（1922年1月-1924年4月）、工农红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24年7月-1928年5月）、列宁格勒军区司令（1928年5月-1931年6月）、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任工农红军装备部部长（1931年）、副国防人民委员（1934年）、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长（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在上述任职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党和国家的承认，博得了人民的尊敬。1933年，他荣获了苏联人民最高的奖赏—列宁勋章。在1934年召开的联共（布）“十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5年，他同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等四名高级将领一起，首批被授予苏联元帅的军衔。

图哈切夫斯基是-位深谋远虑、雄才大略的军事活动家和军事理论家。他对马列主义理论有精湛的研究。他久经沙场，身经百战，有极丰富的军事实践经验。他有机地把理论与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在他短短十六年中，发表了一百二十余篇军事理论著作。对建设苏联社会主义军事学说作出了出色的贡献。他为苏联军事建设提出了-系列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对未来战争的性质、规模和特点提出了明确的科学预见。他还较早地看清德国法西斯发动世界战争的必然性，并提出苏联如何对待德国突然袭击的措施。后来卫国战争的实践证明，图哈切夫斯基的理论、主张、措施都是符合实际的。

由于错误路线的迫害，1937年6月，图哈切夫斯基被指控为“间谍和叛国罪”而被处死，因受图哈切夫斯基株连，除亲属外，另有军区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军长、副国防人民委员等八人也惨遭杀害。

扩展阅读——苏联肃反运动

苏联肃反运动（俄语：Большая чистка，也称大清洗，或译为“大整肃”,现今在俄国多被称为 Большой террор，即“大恐怖”时期），或称“叶若夫时期”（Ежовщина），是指在1930年代，苏联爆发的一场政治镇压和迫害运动。以谢尔盖·基洛夫被刺事件引发，它包括对苏联共产党内部的清洗以及对无辜人员的迫害，这段时期典型的现象包括无处不在的政治审查、到处都存在的怀疑“间谍破坏”、做秀公审、关押和死刑。

简介

在苏联，“镇压”这个词被官方用来表示对被认为是反革命分子或者人民公敌的人的迫害。大清洗的目的是将反对分子清除出苏联共产党，其目的在于巩固斯大林的权威。与此同时，在社会上进行了一系列针对反对苏联国家以及共产党的迫害运动。

官方将一系列清洗解释为消灭潜在的破坏分子和间谍，其背景是当时苏联预期的与德国之间的战争。公众目光主要集中在对共产党领导阶层本身、政府官员和苏联红军领导人的清洗。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党员。

但是这场运动也涉及到社会中的其他许多人：知识分子、农民（尤其是所谓的“富农”）和专业人员。一系列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行动涉及到多个被指责为“第五纵队”的少数民族。

据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他的1956年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以及许多后来的研究证明许多这些指责，包括在莫斯科公审中提供的证据，都是被迫供认的，或者是对俄罗斯苏维埃加盟共和国的刑法第58条（反革命罪行）的过分扩展的理解的基础上得出的。这些审判不是按照当时苏联法律的规则进行的，当时的合法法庭在这些审判中全部被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代替。

上百万人死于大清洗，逾十万被枪毙，上百万人被迫迁居。许多人被关押、拷打或者送入劳改营和古拉格。由于饥饿、疾病、恶劣的环境条件和沉重的劳动，许多人死在劳改营中。大清洗是在根里克·雅戈达任秘密警察长官时开始的，但是其顶峰则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当时的秘密警察首脑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叶若夫，这段时间有时也被称为“叶若夫时期”。但是整个大清洗是以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领导的，有些命令甚至直接由政治局发布。

比如1937年政治局发布命令对被告人施加“身体压力”，这个命令在实践中被理解为拷打和非法谋杀。大清洗结束时叶若夫被解除职务，以间谍罪（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和叛变罪行而受审、被判枪决。

叶若夫（上图右一）陪同斯大林的照片，叶若夫失势后，很快从照片上被抹去

背景

起初，清洗这个名词在苏联政治用语中意为党内肃清，比如1933年约40万人被开除党籍。但是从1936年直到1953年这个名词的意义变化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开除党籍几乎立刻意味着被捕、被关押，甚至被处决。

大清洗的背景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希望消灭任何反对政府的专制统治的源泉。他们希望保证党员会按照“民主专制”无疑地执行以斯大林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不希望苏联共产党是一个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那样的多元的革命党派（实际上在1920年代苏联共产党已经失去了它的多元性）。另一个官方的理由是消灭任何战争时期可能会出现的“第五纵队”，但是不进行中立研究无法证明当时的确有这个危险。第五纵队的理论是莫洛托夫提出的，他本人是斯大林权力中心中的人物之一，而且亲手签署了多个枪决命令。此外共产党还想借此消灭“危害社会的分子”、富农、过去的反对党成员（比如社会革命党的党员）以及过去的沙皇军官。

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就始终使用一系列手段来镇压它认为对自己有威胁的人，比如施行恐怖，或者施加社会监视，有时这些镇压比较不明显，有时则会达到一个顶峰，比如在红色恐怖期间，或者对反对集体化的富农进行的镇压等等。大清洗与这些镇压不同的地方在于共产党首次对自己内部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但是实际上总的来说共产党员和官员占被害者总数的小部分。党内清洗与对整个社会的清洗是同时进行的。总的来说整个大清洗过程可以分以下三个阶段：

• 第一次莫斯科公审（1936年）

• 引入秘密警察三人审判团来加速“革命正义”（1937年）

• 引入刑法第58条第14款（反革命破坏）（1937年）

莫斯科公审

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对此大做文章，从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进行了对部分原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三次公审。被告人被控与西方列强阴谋刺杀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解体苏联以及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全苏联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还想谋杀总书记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 第一次公审是1936年8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的16名被告人的审判，其中格里格利·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重要的前党领导。所有16人被判有罪并处死。

• 第二次公审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尔·拉狄克等。13人被枪毙，其余被关入劳改营，这些人很快死于营中。

• 第三次公审是1938年3月针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团”，其中包括原共产国际主席尼古拉·布哈林、原总理阿列克谢·李可夫、克里斯蒂安·赖可夫斯基和原秘密警察首领雅戈达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处死。

• 此外于1937年6月还在一个军事法庭上对一批苏联红军将军进行了一次秘密审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

一些出席公审的西方观察员说公审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责确凿。他们的这个判断基于被告人在法庭上，在显然没有受到任何拷打或药物影响的状态下，所做的供认。

比如一位英国律师写道：“这些虚心的社会主义者又一次被怀疑和愤怒围困”，但是“在战场的烟雾滚过之后我们又一次坚定地认识到控告是正确的、承认是正确的，判决是公正的。”

现在有证据显示被告人的认罪是在对他们施加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后才获得的。通过前秘密警察军官亚历山大·奥尔洛夫和其他人的叙述，得知认罪的手段：反复殴打、拷打、让被告人连续数日站立、不准睡觉、威胁关押和杀害被告人的家庭成员。比如加米涅夫的青年儿子被捕并被控恐怖主义。使用这样的手段数月后被告人陷入绝望和精力耗竭。

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认罪”的条件是政治局保证他们和他们的亲人不被杀。但是他们并没有获得政治局的保证，相反地他们与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耶卓夫单独会晤。会上斯大林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斯大林不但没有饶被告人的命，而且他们大多数亲人被关押和枪毙。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这个条件得到部分实现：他的妻子被关入劳改营，但是幸存。

1937年5月在美国，托洛斯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考察在莫斯科公审中针对托洛斯基的控告的委员会”，一般被称为杜威委员会，来考察公审中被“证实的事实”。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虽然这个委员会明显地要证明托洛斯基的无罪，但是它还是揭露了莫斯科公审中所“证实”的一些事件不可能是真的。

比如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5年12月飞往奥斯陆从托洛斯基“获得进行恐怖活动的命令”。但是杜威委员会证明没有这次飞行。另一位被告承认说他于1934年12月参加了一场谋杀，但是此时他已经被关押了一年了。

杜威委员会在其422页厚的书《无罪》中发表了它的研究结果。它的结论是所有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人全部无罪。它总结说：“与外来迹象无关，委员会发现：

• 莫斯科公审在其施行中就是为了要使得不了解真相的民众相信它确证了事实。

• 虽然一般认罪是最有力的证据，但是当事人承认了如此不可能的罪行，以至于委员会确信不论这些认罪是如何获得的，它们不是事实。

• 托洛斯基从未指导任何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告的人与外国势力一起反对苏联，以及托洛斯基从未要求、计划或试图在苏联设立资本主义。”

委员会总结说：“我们因此认为莫斯科公审是在做戏。”

当时一些相信莫斯科公审是公正的人引用莫洛托夫的说法来解释为什么有些认罪包含不可能的事实。比如这些打算挖苏联及其政府的墙脚的人承认可怀疑的事件来让人怀疑他们的审判的正确性。但是莫洛托夫本人就是政治局成员，他自己签署了死刑证，因此他的解释本身就很可疑。

军队内的肃清

红军内的清洗是由通过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传递的纳粹假造的文件（纳粹间谍头目莱因哈德·特里斯坦·尤根·海德里希伪造的）引起的。这些伪造的文件包括红军元帅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最高指挥部成员的通信。红军中5位元帅中的3位、15位将军中的13位、9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处决。

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次清洗使得整个军队的组织被打散，军中缺乏有经验的指挥官，使得整个国家容易被入侵。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因为了解到红军内部的虚弱而发动了侵苏的巴巴罗萨作战。

社会上的肃清

最后几乎所有在1917年俄罗斯大革命和在列宁政府中起过重要角色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都被消灭。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幸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处死，列夫·托洛茨基被开除党籍后流亡墨西哥，于1940年被苏联间谍谋杀。从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处死，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自杀，两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宁）幸存。从1934年参加第17届共产党代表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这些人几乎全部死于狱中。

当时对前党领导人的审判和处死只不过是大清洗的一小部分。

原富农

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但是1937年7月30日秘密警察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个命令后来成为一系列其它秘密警察针对其它人群的命令的原型。

秘密警察针对少数民族的行动

从1937年到1940年出于对战争时期所谓的“最可能的敌人”以及周围的想要瓦解苏联国家的“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五纵队”的恐惧秘密警察发动了一系列针对个别少数民族人的大规模行动。最早的是针对波兰人的行动。许多这些行动是按照一个数量来完成的，上级军官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分子”。少数民族干部被指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

其中苏联远东地区的约30万华人几乎都被折磨致死[1]。

命运最为悲惨的当属高加索人，集体化期间，热爱骑马的高加索人不愿被剥夺养马的权利，于是反抗者被当作富农遭清洗，大清洗期间，“问题民族”车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顾。其结果直接导致后来德国入侵时车臣人几乎全体倒戈。

结束

1938年夏，斯大林和他的周围认识到大清洗过头了。叶若夫被解除秘密警察首领职务（一开始依然是水上运输委员长），并以自己被清洗掉而告终。斯大林的同乡和新任者拉夫连季·巴夫洛维奇·贝利亚继任秘密警察首脑。1938年11月17日苏联行政委员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发表了《关于关押、检举审问和考问的法令》，此后贝利亚领导的秘密警察发布的命令取消了大多数秘密警察大规模活动，放弃了死刑的应用。这是这场大清洗的结束。

虽然如此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在苏联依然发生大规模关押和流放的事件。

西方的反应

虽然对前苏联领导人的审判基本上是公开的，但是上十万其它关押和死刑不是公开的。只有在后来少数被关押在古拉格的幸存者逃到西方后人们才渐渐认识到这些事实。但是西方记者不但没有能够报道这场大清洗，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尤其在法国，有人甚至企图置这些当事人的叙述于不可信。比如让-保罗·萨特认为应该忽视这些集中营的事实来使得法国无产阶级不被灰心。但是一系列合法的研究还是证明这些当事人所报道的事件是真实的。

1968年前共产党员、英国间谍和英国外交部信息研究局（其作用是反共宣传）的撰稿人罗伯特·康凯斯特发表了他的书《大恐怖》。康凯斯特认为许多西方观察家没有能够洞察整个公审中的作弊。他还阐明虽然当时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尊随苏联共产党的方针，但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组织，尤其是左翼的组织，在这场运动中是最持批评性观点的。

虽然西方对公审主要持悲观态度，虽然偶尔有对古拉格的报道，但是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依然持亲苏态度。直到1956年斯大林的罪行已经在苏联共产党内部公开后一些这些人只是退出了共产党，但依然坚持共产主义。随着冷战和麦卡锡主义的开始在西方共产党人被迫害，一些人出于保护自己的目的脱离共产党。而且斯大林死后整个大清洗的现实和它的规模开始渐渐暴露。美国共产党的机关报纸全幅刊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73年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了《古拉格群岛》。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公开批判斯大林的罪行。苏联解体后苏联的文献得以被西方和俄罗斯学者研究。最后在始终比较亲苏的法国发表了《共产主义黑皮书》，将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比。虽然如此至今为止一直有人试图减少大清洗所带来的浩劫。

平反与纪念

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并开始揭露大清洗的真相。但是赫鲁晓夫的平反之路非常艰难，赫鲁晓夫的下台很快使平反工作处于半停滞状态。大规模和全面平反直到19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得以展开。

1956年2月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做了著名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一个月后这个报告被发表）。赫鲁晓夫称大清洗是斯大林“滥用权力”，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在同一报告中赫鲁晓夫承认许多受害者是无辜的，他们的认罪基于受拷打后获得的假认罪。

早在1954年开始一些被害者已经被平反。被判有罪的红军将军于1957年被平反。在1950年代其他许多低级的被害者和一些前政治局成员被平反。但是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判的布哈林等人直到1988年才被平反。同年，苏联所有中小学生的历史期末考试取消，决定称：“那些用谎言毒害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俄罗斯时代，前苏联众多秘密文件和档案解密，大清洗运动中诸多不为人知和早先引起争议的细节得以澄清。

1991年发表的《平反：30至50年代的政治案》（Реабилитация.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30-50-х годов）中包含了大量新的原始档案：审问纪录、被害者的书信、照片。这些文件仔细地显示了这些做秀公审是如何产生的。

2008年适逢苏联大清洗70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第一位就大清洗表态的相关国家元首，2007年底在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难受害者时说：

受害者数目

在准备苏共第20次党代会时一个特殊委员会下令内政部进行统计的数目表明，按照秘密警察档案仅在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被害人的总数至今为止不明，按照不同的统计、以及按照对时间范围的定义的不同和是否包括在古拉格中或在强迫迁徙中死亡的人的定义的不同这些统计数据非常不一致。有人认为在此后数十年中约170万人被关押，近70万人被处死。但对这个数据继续有争议。克格勃的老纪录现在逐渐被新的俄罗斯政府发表。

一个重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发表的苏联政治迫害受害者的名单中包含1,345,796个名字。

苏联调查委员会

斯大林死后苏联至少设立过两个调查委员会来调查莫斯科公审。第一个是有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其工作时间是1956年至1957年。由于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本身就是涉及到大清洗的人，因此它不可能公正。这个委员会的结论是针对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控告是错误的，虽然它承认莫斯科公审中的“证据”是通过谎言、诬蔑和“人身影响措施”获得的，但是它没有平反莫斯科公审中的受害人。虽然对布哈林等人的控告明显错误，但是由于“他们多年来是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期间的反苏维埃首领”，因此他们不能被平反。

第二个委员会是由尼古拉·施万尼克领导的，其工作期是从1961年到1963年，其结果综合在两份很厚的报告中。这两份报告细腻地记录了在针对布哈林等人的公审中的作弊。它结论主要基于对前秘密警察成员和受害者的询问和其它许多文件。委员会要求平反除拉狄克和雅戈达外所有在莫斯科公审中被害的人。拉狄克的案件需要继续仔细审理，而雅戈达本人是一个在公审中假造证据的罪犯。委员会总结道：

• “斯大林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人民和全世界革命运动犯下了巨大罪行……莫洛托夫等人与斯大林一起对滥用法律和上千完全无辜的人的死负有责任……”

但此后不久赫鲁晓夫就下台了，“解冻”时期结束，三次公审的大多数受害者一直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被完全平反。

怀疑和否认

一些自称为斯大林主义者的作家坚持大清洗的范围被夸张，而且在当时的政治情况下大清洗是一个必要措施。他们称今天的主流观点主要是斯大林后的苏联政策与西方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所制造的。前者，尤其是赫鲁晓夫的动机在于削弱苏联国内的政治敌人，而后者的目的则是削弱整个苏联。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严格的新的学术研究似乎说明过去的一些估计数字（死亡人数、古拉格的统计）可能的确夸张了。由于目前的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领导的俄罗斯对过去的苏联档案的接触提高限制，有许多文件依然无法被研究。

大清洗在苏联官方历史上被称为“肃反”，官方说法称肃反扩大化，肃反是对的，只是在操作时，范围上失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