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等谋刺载沣未遂被捕

汪精卫

溥仪之父摄政王载沣

1910年4月23日，汪精卫等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震动全国。

自镇南关、河口诸役失败后，同盟会情绪日渐消沉。汪精卫悲愤欲绝，想以一死来激励革命。于是邀黄树中、喻培伦、黎仲实等前往北京从事暗杀。他写信给胡汉民说：“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他们在琉璃厂开设守真影相馆以为掩护，并在东北园租赁一屋，作为集合同志的场地。最初拟炸庆王奕匡和从欧洲考察海陆军当日归国的贝勒载洵、载涛，均未得手。便决定炸摄政王载沣。为了加大炸力，在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铺铸造一个可盛四五十磅炸药的“铁西瓜”。

4月2日夜，黄树中、喻培伦在什刹海附近的银锭桥下埋设炸弹，被发觉。16日，警厅逮捕黄树中和汪精卫。审讯中，汪精卫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声称“立宪不可望”，“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

载沣本拟处死汪、黄，同盟会员程家柽正在肃王善耆府中任家庭教师，他对善耆说：“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善音便从中劝说。4月29日，清廷下令将汪、黄交法部永远监禁。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始末

一个人一生，如果有一件事能被后世记住，那就可算是个历史名人了。而汪精卫一生，却至少有四个身份，都难以抹去地写在民国正史和野史上。

这四个身份是：天字第一号大汉奸；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孙中山政治遗嘱执笔人；刺杀清摄政王的刺客。

关于大汉奸，不说也罢；关于美男子，一看照片就明了；关于孙中山政治遗嘱，一共五句话：“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本可以大书特书的，就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的壮举，无奈他后来“天字第一号大汉奸”的名头太大，模糊了这段英雄历史。“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仅知道他在狱中这两句诗的人，比了解刺杀经过的人多得多。

更有意思的是，汪精卫刺摄政王的故事，在民间还演绎出了类似于今天八卦新闻的版本。我在小时就听过老辈人这样笑谈这件史事：汪精卫身怀利刃，埋伏于摄政王必经的桥下。摄政王骑马过来，汪精卫正欲出击，不料那马很有灵性，死活不近桥，任鞭子如何抽打也只在原地嘶鸣打转。众人顿知桥下有异，围桥搜查，于是汪精卫被捕。敢谋刺摄政王，必定死罪无疑，不想审讯中慈禧太后见汪精卫相貌出奇英俊，左看右看，竟舍不得杀他，只判了个无期……

这段八卦叫人啼笑皆非。汪精卫刺摄政王发生于1910年春，此时慈禧太后死了已经两年，鬼魂跑出来审判他呀？如果慈禧还在，哪来的摄政王？纵然慈禧不死，那此时就是七十六岁高龄，居然还会怀春？即便慈禧是个超级老花痴，可这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任你再酷再帅呆，她又怎么会忽然生出儿女柔情来？

不光这个错误错得离谱，就是汪精卫拿个刀子要戳摄政王之类，也是凭空想象。

拂去历史的尘沙，近百年前的那一幕是如此壮怀激烈。

先来看刺载沣的背景。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新时代的潮水，一浪一浪冲向腐朽不堪的清王朝。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垂死的清朝改善不了民生，抵制不了外侮，但其遍布全国的官兵，在镇压人民的反抗上还是有回光返照之力。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

清朝能否推得翻？连续八次失败，海内外民众都在灰心、怀疑，190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同盟会的领袖们陷在极其不利的舆论处境中。

当时二十五岁的汪精卫，就是同盟会的重要首领，已任同盟会最早的三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之一的评议部部长三年。

这个不利的舆论就是，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

梁启超反对暴力革命。看到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又屡战屡败，他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随着梁启超的发难，一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了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屋漏偏遇连阴雨，就在同盟会处境艰难之际。内部又闹起了大矛盾——有人指斥孙中山贪污！

孙中山是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人，他的热情，他的才干，他的思想，他的品德，在海内外具有极大号召力，同盟会的革命经费，基本就靠他的威望在华侨华人中募捐筹集。这个革命派第一人何以被泼上这样一盆污水？

这回发难者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章炳麟。1907年，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革命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日本友人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两千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

《民报》经费历来困难，饱尝没钱之苦的章主编发飙了，他说那些钱是送给革命党的，不是送给你孙某人的，你这样公款私用，损害了同盟会的威信，也叫捐款的日本友人看不起——这个主编，我不干了，拜拜！这样，章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

因为孙中山确实没有公开过经费收支情况，关于钱的事是最敏感的，这下陷入了被动，谣传蜂起。同盟会内部掀起了“倒孙狂潮”，以至出现了“要革命首先要革革命党人之命”的尴尬声音。

在“远距离革命家”的批评和“倒孙狂潮”的双重打击下，同盟会的道义优势急剧滑坡，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怎样度过这场危机？孙中山的事好办，他目瞪口呆听到对自己的指责后，立即写下长长一份材料，将经费收入和支出详细一笔笔列出，椎心泣血地说，除了奔走中的食宿，他私人没有花公家一分钱。他没有说的是，相反，他的哥哥孙眉还为革命捐款一次又一次，在夏威夷经营农场的利润几乎全被这个弟弟象挤奶一样挤走了。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这样才有巨大影响。当时的皇帝是三岁的宣统，他就把目标锁定在溥仪他爸爸这一辈的几个巨头身上。

同盟会评议部长汪精卫决定亲身去搞刺杀，就是出于这样的危急环境。

一位领导骨干去当刺客，党人都觉得不合算，汪精卫的朋友胡汉民等人更是反对得厉害，孙中山也根本不支持。

孙中山一贯认为革命是光明正大的，而暗杀是下策，他就清末风行的暗杀行为批评说：“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当他知道汪精卫的意图后，立即电令冯自由把汪精卫截留在香港。

而汪精卫决心已下，箭在弦上。冯自由只完成了这项任务的一半：汪精卫所乘法国邮轮经过香港时，他把汪精卫堵截在了香港一段时间，但随即汪精卫悄悄溜走，去日本联合志同道合者组织暗杀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