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刘坤一病故

 

刘坤一(1830年1月21日—1902年10月6日)，字砚庄。廪生出身。湖南新宁人。在太平天国之乱时崭露头角，成为当日急速冒升的汉族封疆大吏之一，及后在曾国藩、左宗棠等去世后，和张之洞成为后期洋务运动的主导者，并在其后的甲午战争、百日维新、义和团乱、清末新政等晚清历史事件上均发挥着重要角色。

 

刘坤一的出仕过程和当时很多其他汉族督抚曾国藩、李鸿章等类似，都是身作儒生不满太平天国之乱而参与地方乡勇，进而因战功而被擢升为地方大员的典型例子。在1855年，刘坤一在太平天国动乱期间参加乡勇团练，加入江忠源系湘军征讨太平军，其后因带领湘军立下战功，而由廪生逐级升为教谕、知县、知州、知府、广东按察使及广西布政使，并于1865年起晋升为江西巡抚，任内作风保守，认为社会之富强源于典章制度的优良，抄袭西方技术不如“自力更生”，对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理念不予认同，这种思想可反映在他的讲话之中：

 

“为政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欲挽末流，徒废心力。国朝良法美意，均有成规，因其旧而新之，循其名而实之，正不必求之高远，侈言更张。大乱既平，人心将静，有志上理者，其在斯时乎!”

 

因此，当日刘坤一的治绩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变法模式，比如着手整顿吏治、提倡儒家道统的教化、开源节流、与民生息等，以期恢复太平天国之乱后受动摇的固有秩序。在整顿吏治方面，在初就任巡抚的四个月后，便一次过撤换知府、知州及知县8人，其后九年的任内又撤换布政使及按察使7人；提倡儒家道统的教化上他复兴书院、向各府州县印发《佐治》及《学治》等书，又奖励士绅，提倡儒教；对财政上的整顿有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由地方乡勇数43000人削减至5700人，又调补绿营缺额，以免军中有人夸大军额以侵吞军款，同时整顿厘金及关税，使厘金收入由年均87万两增至153万两以充实地方财政；又减低农村赋税、提供粮种及农具以复兴农业经济，与民休息。而对军事的改革则只有在1874年，亦即在他离任巡抚一职的前一年才推行军队采用洋枪。

 

在1875年，刘坤一署任两江总督，又在翌年晋升为两广总督直到1879年，之后在1880年开始担任了两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从这时期开始，由于因为官职调升的关系，开始接触及认识西方事务(两江及两广总督驻地分别是和洋人商务往还较多的江宁及广州，相反江西只是一个内陆省份)，并对洋务作有限度支持。在署两江总督及两广总督任内期间整顿治安，主力清剿哥老会及海盗；又在任两广总督时认为赌风不良而禁赌；在任两江总督时沿袭他在任江西巡抚的整顿财政政策，精简勇营以节省军费，将地方乡勇数裁减四分之一，又减免捐助陕西的军饷、并查办招商局贪污。推动洋务方面，在任职两江总督期间发展海运、支持江南制造局造舰及提议各兵工厂生产专门化。然而，他又反对采煤及发展铁路，其中反对发展铁路的原因是担心铁路会令挑夫和大运河的船家失业。

 

在1890年开始，他复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又受命帮办海军军务，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被授予钦差大臣职衔，节制关内外各军对日作战。刘坤一在此时期对洋务的态度比之前更为积极，包括推动现代化政策如推动江南制造局自行练钢、提议在湖南开采煤矿及自行兴办铁路，在1895年与张之洞联名上奏倡议包括军队、经济及教育现代化的改革，又参与组织如在1895年加入主张变法的强学会，并捐助五千两白银。除了推动洋务外，他继续以往传统变法式的整顿吏治及治安的政策，包括保荐亲民的知府知县8人及办理团练，在1892年肃清两江境内的哥老会。在1898年戊戌政变后强烈反对慈禧太后废黜皇帝光绪，在1900年义和团乱时主张严厉镇压并和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倡导组织了东南互保，保障了东南各省免受团乱为祸。其后在1901年又与张之洞联名上《江楚三折》，主张育才兴学、整顿变通朝政、兼采西法以扭转清朝江河日下的局面，开启了清廷晚清改革的先声，然而，在改革开始不久，刘坤一却在1902年去世，赐谥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