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宣布独立

1924年5月13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规定,苏俄政府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一部分。1945年2月苏、美、英3国首脑雅尔塔会议规定: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同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附件规定:苏联将尊重外蒙古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中国国民党政府则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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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蒙独立问题始自清末。《大清会典》规定蒙古王公享有内部自治权;且严格禁限汉民移居蒙地。1901年,清廷启动新政,解除蒙地封禁,放垦蒙地,移民实边以及行省制改革。其中放垦蒙地和行省制改革对蒙古王公贵族利益损害最大。图为20世纪初期的外蒙古王公图片。




清廷治蒙传统,以羁縻抚绥为方针,因俗而治。具体手段包括封王联姻笼络蒙古王公贵族。图为20世纪初期的外蒙公主图片。



外蒙古人多信仰佛教,蒙古佛教是以西藏佛教为典范,大部分的蒙古佛典皆系译自西藏佛典,仅有少数为蒙人自己的著作和注释书。图为20世纪初期的外蒙古僧侣。




佛教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图为20世纪30年代,聚在曼祖什尔寺门前的人们。这座寺庙建于公元1733年,是一座佛教寺庙,位于首都乌兰巴托市东南方39公路通往祖伦县公路旁边怪石林立的花岗岩山谷处。



蒙古佛教的最高领袖称为哲布尊丹巴。辛亥革命爆发后,1911年12月28日,哲布尊丹巴八世宣布外蒙古从清朝独立。他出生在西藏东部康区地方,4岁时被选定后和父母一起去了蒙古。图为年轻时的哲布尊丹巴八世。




哲布尊丹巴八世宣布外蒙独立后,任日光皇帝“额真汗',改元“共戴”。1912—1913年,在库伦(今乌兰巴托)甘丹寺建了一座名为Megzid Janraiseg的两层建筑,以开阔哲布尊丹巴八世的视野。甘丹寺是一座西藏风格的喇嘛教寺庙。图为1913年左右的甘丹寺。



宣布独立之前,为抗衡清廷,1911年7月29日,外蒙王公杭达多尔济率领由车林齐密特、海山等人组成的外蒙古使团由库伦出发,秘密出访沙俄,请求俄国承认外蒙独立。图为杭达多尔济(中)率人在圣彼得堡。杭达多尔济是外蒙古独立的首倡者,独立后出任首任外务大臣。




沙俄以俄方在蒙古有利益为由,向清廷提议由其居间调停中蒙问题,承诺让蒙古放弃独立,改为地方自治,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条件是中国必须承诺在外蒙不驻军、不殖民、不设行政机构,并允许俄国在外蒙修筑铁路等。图为1911年,外蒙古首相塞恩努瓦永汗那木南撒仁(中)访问俄国。




1912年1月15日,清廷拒绝了沙俄的调停要求。2月12日,清帝退位。孙中山曾致力于将外蒙古的独立归入辛亥革命各省独立的范畴。袁世凯态度为:“库伦独立,前清并未允行,中华民国亦断无允准之理”。图为1914年,外蒙古首相赛音诺颜汗那木囊苏伦到圣彼得堡寻求保护。




1915年,袁世凯执政期间,《中俄蒙条约》在恰克图签订,《协约》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外蒙古系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俄两国承认外蒙官府的自治权,不干涉其内政。图为签完协议后,各方代表合影。




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苏俄声明:“外蒙古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当时的民国总统徐世昌下令取消外蒙“自治”,派徐树铮率兵驻防外蒙。1919年11月, “中华民国西北筹边使公署”在库伦成立。图为徐树铮。




好景不长,过了没几个月,段祺瑞政府下台,徐树铮被通缉,中国军队撤出库伦,外蒙局势再陷动荡。图为外蒙王公与北洋政府军人合影。






军阀们打口水仗的同时,1921年3月19日,牧民出身的苏和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蒙古人民党,组建了“蒙古临时人民政府”,宣布独立,并同蒙古上层王公势力展开激战。图为辛亥革命前后,察哈尔都统欢迎外蒙诸活佛汗、王公、贝勒、贝子、喇嘛之摄影。






为了取胜,临时政府向苏联求助,5月,苏联红军入蒙参战,7月占领库伦,迫使蒙古王公与蒙古人民党共同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该政府公开表示“不打算同中国发生冲突,但它声明,不再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图为1920年8月,中国蒙藏院招待外蒙王公全体。




1921年11月5日,苏联政府正式承认蒙古为完全的独立国家。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是苏赫·巴托尔成立的。1919年底苏赫·巴托尔逃过徐树铮军队的追捕进入苏俄境内,积极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和援助。图为苏赫·巴托尔。




依据苏赫·巴托尔的设想,蒙古必须寻求民族独立,脱离中国,同时取消封建农奴制和贵族世袭特权,并大力争取苏恶的支援。苏赫·巴托尔被选为实际的最高领袖和军事战争部长,乔巴山为其副手。图为乔巴山(左)。




蒙古人民军的前身是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牧民游击队。1921年3月1日召开的蒙党一大决定合并全部游击队,并建立武装力量的领导机构——蒙古人民军司令部。苏赫巴托尔为总司令,乔巴山为政治委员。图为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领导的早期的人民军。




1924—1934年间,在苏联的帮助下,外蒙政权建立了空军、炮兵、坦克和通讯等军兵种。图为20世纪20年代,蒙古人民军在训练。






1935年起,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的部队以及兴安骑兵部队,不断在中蒙边界地带进行挑衅。人民军在苏联红军帮助下先后击退日军。图为人民军在室内学习。




1939年5月至9月,日本关东军、伪满洲国军与苏、蒙军几十万人,在中蒙边境的诺门坎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争。以苏联朱可夫上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乔巴山元帅为领导的苏蒙联军联合抗日。图为朱可夫在战场。






诺门坎之战,历时135天。双方投入战场兵员20余万人,大炮500余门,飞机900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死亡数万人。最后以日本的失败而告终。




日、俄双方此后在二战中一直维持和平状态。1941年4月13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同日本签署《苏日中立条约》。苏联承认“满洲国”,日本承认 “蒙古国”,两块中国领土成为苏日友好的交换条件。蒋介石授意王世杰发布声明:“《苏日中立条约》对于中国绝对无效。”




在二战中,外蒙尽最大努力帮助苏联红军。据统计,1942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向苏联捐赠了250万图格里克、300公斤黄金和10万美元,并用这笔资金在苏联生产了T34、T70等型号的坦克53辆,组建以“革命蒙古”命名的坦克旅。图为蒙古国领袖乔巴山在坦克上。






图为蒙古人民军向苏联红军赠送武器。






中国政府不承认外蒙古“独立”,但国内军阀混战,谁都顾不上管边界问题。等到抗战爆发,大半个中国陷入水深火热,举国抗击的头号侵略者是日本,外蒙古更成了被“遗忘”的土地。从上世纪20年代一直到40年代,外蒙古成为事实上的苏联卫星国。图为蒙古人民军援助苏联红军的照片。




直到1945年雅尔塔协定之前,中苏就外蒙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实质性的交涉。1945年2月8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为了换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是“外蒙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




1945年6月12日,苏联彼得罗夫大使会见蒋介石。6月15日,蒋介石正式收到《在雅尔塔会议中之秘密协议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悲愤不知所止,甚恐此备忘录尚非其雅尔塔卖华之全文,然仅此者亦己足置我中华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图为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向蒋介石递交国书。




1945年6月27日,行政院长宋子文率团前往莫斯科谈判,蒋经国陪同。此前一天,蒋介石提出对苏交涉要点九项。其中关于外蒙问题,蒋介石指示:“外蒙地方中国愿准其为自治领,在中国宗主权之下,成立自治政府。”图为宋子文到达莫斯科机场。




在谈判中,斯大林非常强横和傲慢,“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1945年8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宋子文拒绝签字并提出辞职,王世杰代表中国签署了这份条约。同意“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蒋介石派内政部常务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投票结果显示,共计49万选民,98%参加投票,一致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宣布,承认外蒙古独立。图为20世纪40年代的外蒙牧民。




上世纪50年代,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宣布不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就此作出沉痛检讨。1955年12月,蒙古申请加入联合国,蒋介石坚决投出了反对票。图为20世纪40年代外蒙古的文艺表演,乔巴山成为这个国家的核心。




1950年,毛泽东出访苏联,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这份条约也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蒙古“入联”是在1961年。这一年,迫于国际压力,台湾当局没有参加大会投票。图为上世纪5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访华时,北京站的欢迎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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