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次承认二战时强掳中国人当劳工

1994年6月22日,日本首次承认二战时强掳中国人当劳工。

1994年6月22日,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22日在国会参议院回答社会党议员清水澄子的质询时首次承认,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日军受其政府的指示强掳大批中国人到日本充当劳工。

日本外相柿泽弘治在回答质询时也表示,这一历史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他对被强掳到日本的“中国劳工”所受的苦难“深表遗憾”。

据川岛局长披露,在外务省的一份报告书中明确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

在此以前,日本的一些政党和团体早已发现外务省的这份报告书,但日本政府一直未承认这份报告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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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中日本强掳中国劳工真相

为了支撑太平洋战争,解决国内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日本东条内阁于1942年11月27日作出《关于向国内移进华人劳工事项的决定》。在此之前,日本土木建筑业界、矿厂业界、港湾业界陆续向政府提出请求书以要求输入中国劳工。1939年,北海道土木工业联合会外地劳动者移入组合代表地崎宇三郎(地崎组社长)在给政府的请求书上说:“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已经成为严重问题,必须从中国大陆输入低廉的‘支那劳工’,以根本解决现在的劳动力不足问题,否则,我们企业界将面临重大危机。请政府方面给予考虑。”1944年2月28日,日本次官会议又作出《关于促进华人劳工移进国内事项的决定》。会后日本从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10多个省、市,将被俘的中国士兵和强征的劳苦大众,劫运到日本国内服劳役。这些劳工在日本国内各企业单位和宪兵、警察的统治下,受尽折磨和摧残,许多人被虐待虐杀。

据中国人殉难者名簿共同编制会执行委员会《关于劫掳中国人事件报告书》(以下简称委员会《报告书》)记载,按照日本内阁会议和政府次官会议所确定的方针,日本侵略者仅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就从中国各地掳掠劳工169批,共41,758人。由于饥饿、疾病和迫害,乘船前死亡2823人,实际被赶上船运往日本的是38,935人。这些人,有90%是被抓的劳苦群众和中国军队的被俘人员。他们当中大多数是20~49岁的青年和壮年。15岁以下的童工有157人。60岁以上的老人有248人,其中70岁以上的还有12人。

在被运往日本内地的途中,中国劳工的遭遇是很悲惨的。委员会《报告书》在“劫持时死亡情况”一事中写道,从乘船到抵达企业单位,这个阶段共死亡822人,其中船上死亡584人,上岸后至企业单位途中又死亡230人,失踪8人。

除途中被虐待死亡者外,实际运到日本各地的中国劳工是38,117人。他们被强迫分到135处企业单位服劳役。其中土木建筑业为最多,共63处,15,018人,包括修建发电所,飞机场以及铁道、港湾建设和地下工程等;采煤、冶炼业居次,共47处,15,816人,包括煤炭、水银、铜铁和其他矿石采掘与冶炼;还有造船业4处,1210人。港湾运输业21处,6073人。

为了加强对中国劳工的法西斯统治,日本军国主义者建立了内务省——地方厅——警察署——企业单位管理中国劳工体制,拟定了各种压榨中国劳工的手段和措施。中国劳工抵达各企业单位后,即在日本宪兵、警察和企业单位管理人员的刺刀与皮鞭下生活。他们处在严密的监管下,不能外出。他们没有衣服,多用稻草蔽身,即使在大雪纷飞的严冬,仍然赤着脚干活;一餐只有一个糠窝窝头,饿了只好吃草根,啃树皮。病了不管,还要干活,每天劳动9~13个小时,多则超过15个小时,稍有不慎即遭鞭抽棍打。在如此残酷的虐待下,被劫到各企业的38,117名中国劳工,又被折磨死了5999人,其中2282人是到各作业场三个月以内被残害死的。

据日本外务省《报告》载称:从乘船以来各企业单位共死亡中国劳工6830人,占乘船总数38,935人的17.5%,平均每五个半人中就有一人被夺去了生命。如果再加上负伤的(6975人)和残废的(467人),那么就中国劳工的伤亡率而言,在10%以上的有57个单位,其中10%~29%的43个,30%~52%的14个。在这14个单位中中,共有中国劳工6640名,占总人数的18.4%,死亡2483名,却占总死亡数的36.31%,还有负伤的426人。如鹿岛花冈、川口芦别、空和天监、矿峰之泽、日铁釜石、古川足尾和战线仁科等单位,死亡率均在40%以上,其中战线仁科死亡率最高,200人就死亡了104人,高达52%。

委员会《报告书》分析了中国劳工死亡的原因:一是疾病,二是事故,三是杀害。《报告书》援外外务省《报告书》列举的疾病死亡数字6234人以后指出,所谓大量病死,实际上是对大量摧残和虐杀的隐瞒。如川口组室兰共有969名中国劳工,死去310名,原因全部是患病死亡。但事实是,不少是被虐杀或活埋的。这一点可以从1954年室兰市民对遗体发扬的结果得到证明。在这次发掘出的200余具中国劳工遗骨中,发现许多有弹孔和裂口的头盖骨,或怀疑是活埋的。日本企业当局只顾压榨中国劳工,不管矿井和工地安全,是造成伤亡事故严重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即使从外务省《报告书》经过粉饰的统计数字中也能看出来,在135个使用中国劳工的企业单位中,重伤1433名,轻伤5330名,死亡332名,残废130名,合计伤亡7230人,占中国劳工总数的18.6%。死亡的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当局对中国劳工的直接屠杀。

关于日本当局直接屠杀中国劳工的例子是很多的。委员会《报告书》举出若干警察逮捕和虐杀中国劳工的情况,说明日本人的直接屠杀不是个别的。《报告书》揭露,日本警察署仅在16个企业单位就逮捕中国劳工116名,其中死亡和失踪79人,占68.1%。《报告书》在列举上述事实以后指出:“这些事例只不过是警察逮捕的全体人员中的一部分。”除关在广岛、长崎监狱的安野、鹿町和崎户的38人是因原子弹爆炸而死亡外,其他“无疑几乎都是在警察所或刑务所中被杀害的”。


日本教员举办演讲回忆在日华工悲惨遭遇

2011/08/24 刘芳

“二战”时期,大量中国劳工在日本遭受非人待遇。这段历史不仅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幸存者记得,经历者家属记得,日本有历史良知的经历者同样不会忘记。岐阜县一位从事历史教育30余年的教师就利用举办演讲会的形式,将自己目睹的华工惨状讲述给当地民众,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那一段历史。就在不久之前,日本一些地区的教育机构正在探讨新学年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已经有一部分地区决定采用歪曲历史事实的右倾教科书。这个时候也正需要有人站出来,用事实说话。

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8月24日,岐阜县瑞浪市举办了一场题为“发生了什么?‘军国少年’的20世纪”的演讲会,77岁高龄的加藤明讲述了二战时期在日中国劳工的遭遇。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加藤明曾经目睹瑞浪市内被俘中国劳工的悲惨境遇,很多场面至今留存在他的记忆当中无法抹去。为了还原那段历史、传递中日友好的信念,加藤明倾诉所有,并与当地民众共同探讨战争与和平的主题。

二战时期居住在瑞浪市祖父母家中的加藤明刚刚年满10岁,他清楚地记得家后面的山区因为兴建军用工厂而聚集了大量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劳工。加藤明每天透过小小的窗户,目睹这些劳动者暗无天日的生活。据他回忆,当时被强行押到瑞浪市的中国劳工居住在华工收容所,条件十分简陋。由于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每天都有死去的劳工,尸体被直接丢入收容所旁边的火葬场,骨灰随意散落在附近。被眼前这一切吓坏了加藤明不住地哭泣,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中国人来到日本后很快死去。演讲中,加藤明不时落泪,身体不住颤抖。

最后,加藤明不禁质问道:“对日本来说,从战争中究竟获得了什么?瑞浪市内那些战争遗迹究竟说明了什么?”他紧握手中厚厚的资料,感叹地说:“我从事教育36年,时常告诫我的学生们:历史是用来学习和借鉴的。”


日本兵库县祭奠在日死难中国劳工

2011/09/05 王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量中国劳工被掳掠到日本,没日没夜劳动,最后很多人惨死异乡。近日,日中友好协会在兵库县神户市为该县在“二战”中被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举办了悼念活动。

据日本《每日新闻》消息,9月4日,日中友好协会各县联合会在神户市兵库区举办了“中国人牺牲者慰灵式”,悼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日本被折磨致死的中国劳工。15名相关人士参加了悼念活动,为中国劳工祈福。

日中友好协会透露,当时,45名中国劳工在兵库县神户港和相生市的播磨造船所内被强制劳动,最后惨死。悼念仪式上,日本民众在诵经声中为惨死异乡的中国劳工上香祈福。

前神户华侨总会副会长石嘉成说:“为惨死的中国劳工举办悼念活动,华侨们都觉得很有意义。通过日本和中国的交流活动,能改善国民感情,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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