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正式挂牌。


1997年6月18日上午,重庆市各界3500多名代表举行了直辖市挂牌揭幕大会。

上午10时,五块象征党和人民神圣权力的牌子: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人大常委会、重庆市人民政府、重庆市政治协商会议、中共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伴着雷鸣般的掌声,随着红绸的滑落脱幕而出。

1997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通过了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赋予她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和辐射作用,带动西南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

重庆市委书记张德邻在讲话中表示:要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兄弟省市的支持下,依靠全市三千万各族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一心、苦干实干、开发三峡、振兴重庆,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扩展阅读——重庆市简介

重庆市,简称渝,别称山城、渝都、桥都、雾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直辖市之一,2010年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列为中国大陆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世界温泉之都;国务院定位的国际大都市,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中心,及政治、航运、文化、科技、教育、通信、设计等中心,中国大陆西部最大的水、陆、空综合交通枢纽。曾是中华民国战时首都和甲等中央院辖市之一,中华民国法定之永久陪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位于重庆主城区嘉陵江和长江以北的两江新区是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天津滨海后的第三个国家级新区)、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重庆在第二次世界战争时曾是中华民国战时首都、大韩民国流亡政府驻地,远东反法西斯指挥中心。

历史

主条目:重庆历史

名称由来

因古代流经重庆的嘉陵江称为渝水,故重庆古名为渝州,至宋徽宗年间,改名为恭州。宋孝宗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2月禅让于宋光宗,光宗为孝宗第三子,封恭王,其封国就是恭州;按宋代制度,由宗室藩王入承大统者,其原封邑即称为“潜邸”,例于即位大典中升为府,故同年8月就升恭州为重庆府。对于命名为重庆现有三种解释:

  • 宋光宗藩封在恭州,是为一庆,后又由恭州承嗣天子大位,这是二庆,故美其名曰“重庆”

  • 宋光宗即位时,其祖母宪圣慈烈皇后尚在,称寿圣皇太后,其父亲孝宗称太上皇,这二位均临视了光宗的登基庆典,故曰“重庆”,于是恭州就被命曰“重庆”府

  • 明代《蜀中广记·郡县古今通释·重庆府》所载:“重庆者,以其介绍、顺二庆之间也”,即因重庆之南为绍庆府(治今彭水),之北为顺庆府(治今南充市),重庆介乎其间,所以称“重庆”。

清代以前

距今两万年至三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已有人类生活在今重庆地区。先秦时期,诸侯国巴国先后在今重庆地区的枳、江州、垫江建都。

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张仪入蜀灭巴之后,屯兵江州,筑江州城,城址在今渝中区长江、嘉陵江汇合处朝天门附近。是为史载重庆建城之始。后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巴郡为其一。

汉朝时候巴郡称江州,为益州刺史部所管辖。魏晋南北朝时期,巴郡先后是荆州、益州、巴州(信州)、楚州的一个下属单位。

隋文帝开皇元年,以渝水绕城,改楚州为渝州,隶属信州,这是重庆简称“渝”的来历。唐代延续“渝州”之称,为剑南道夔州都督府辖区。

宋代时,属夔州路管辖,崇宁元年,渝州改为恭州。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升重庆府。至此,重庆得名迄今已八百余年。

南宋景定二年,蒙古中统二年,蒙古军攻破成都,宋军退守重庆,彭大雅出任重庆知府。为防御之需,彭大雅竭尽全力拓修重庆城,向北扩至嘉陵江边,向西扩至今临江门、通远门一线,范围大致比李严扩建的江州城扩大了两倍,奠定了此后直至明清重庆古城的大致格局。

元、明、清三代,重庆府之称延续,为四川行中书省、四川布政使司、四川总督管辖。

清朝开埠时期

1876年9月13日,英国以“滇案”为借口,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其中规定英国可向重庆派驻领事。1890年3月31日,中英签订《新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确定重庆作为通商口岸。随后英商开辟从宜昌到重庆的轮船航线。1891年3月1日,重庆海关在朝天门附近设立。

1895年,清帝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根据当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中规定,重庆成为中国第一批向日本开放的内陆通商口岸。与此同时,英国和法国分别在重庆建立了领事馆区,并一同强行划出了部分地盘作为驻军和安置侨民的区域。法国在重庆南岸区弹子石附近于1901年先后建立了水师码头和兵营。1902年,沙俄在渝中区枇杷山上建立了俄罗斯公馆。1912年,德国在南岸区南山上建立了德国公使馆。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1911年(宣统三年),由于修建成渝铁路案搁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1913年,四川军政府废府设道,以道统县。废重庆府,置川东道。

1921年(民国十年),刘湘在重庆设置商埠督办处,任命杨森为督办,筹办市政。其时重庆市区范围未定,权以巴县城关即今渝中半岛部分及原江北县城附近一带居民区为辖区。1922年(民国十一年),将商埠督办处改为市政公所。1926年(民国十五年),又改为商埠督办公署,拓展城区,开始进行城市建设。1927年(民国十六年),又将商埠督办公署改为市政厅,潘文华任市长,划定重庆两江上下游南北两岸30华里为市区。但无明确边界。

1929年(民国十八年)重庆从巴县分离,正式建市,编制为国民政府二级乙等省辖市归四川省管辖,首任市长潘文华。

1916年)至1935年升为院辖市之前,先后7次在重庆设立四川省长行署、四川省长公署、四川督军公署、四川省政府。是当时四川省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1936年改设四川省代为管理的一等院辖市(即地区代管的直辖市),并管理贵州省桐梓、遵义地区。

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颁令,将重庆升格为甲等中央院辖市(即直辖市),重庆亦是继南京、上海、天津、青岛、北平后第六个中央院辖市,辖区范围大致为今重庆主城区,而北bèi市(今北碚区)为中央行政院和临时政府所在地。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淞沪会战打响后不久,国军便陷入被动,为防止首都被攻陷后陷入混乱,中华民国政府于1937年11月颁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定重庆为战时首都。16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遵循迁都大计,交代属下的文官、参军两处干员,清点好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等重要器物,连夜登船,先离南京而首途重庆。并于12月1日正式办公,仅仅13天后日军便攻破南京。 重庆于1937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首都。

1937年9月,驻扎重庆的川军刘湘部攻入日租界,宣布收复租界。1938年,英国、美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瑞士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移驻重庆。 1940年再定重庆为永久陪都。1941年12月,中华民国政府在重庆发表文书与纳粹德国宣战,德国大使馆关闭。

1941年12月,韩国流亡政府迁入今渝中区办公,经过国民政府许可,重庆成为1941-1945年间韩国流亡政府的临时驻地,韩国政府临时办公场所随其不断迁址而时有变化,如杨柳街、石板街,吴师爷巷1号,莲花池街38号(该处现有“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供参观)。

在1937年到1944年间,重庆作为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来自浙江、湖南、安徽、湖北、江苏、上海等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百万移民迁往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这一群体被重庆本地居民称作“下江人”。同时,数以万计的企业、学校,近8万吨黄金都搬迁至重庆,因此重庆成为战争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

另外,国民革命军空军的作战飞机,美国志愿飞行团“飞虎队”都曾经驻扎在重庆。

在抗战中,重庆共组织川军62万人,占川军总数的一半还要多,是川军的绝对主力。出川作战的57个师中,有一半以上的部队均是重庆籍士兵。

据统计,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国民革命军空军出动3117架次,击落日机191架,击伤400余架,击毙日军飞行员375人,中国军队损失飞机277架,有224名空军飞行员在空战中牺牲。

后蒋中正在渝中区邹容路与五四路口设立“精神堡垒”昭示国民政府与重庆人民抗战到底,愿战败而亡不愿投降而亡的决心。在渝中区人民公园有重庆市消防人员殉职纪念碑,在临江门都市广场附近亦有重庆大轰炸纪念遗址。

1941年6月5日,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公共防空大隧道中,躲避日军地毯式战略轰炸的7764名市民窒息死亡,酿成“大隧道惨案”。

据1980年代不完全统计,重庆的战时首都遗迹有近400处,随着重庆数十年大规模建设,有些遗址已不复存在。现存有代表性的遗迹主要有两类,一是蒋介石、宋美龄等要人的官邸、旧居;二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在渝留下的纪念地,如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的旧址。位于重庆南山上的黄山国民政府遗址与总统官邸和位于渝中区的红岩村遗址是重庆抗战文化中具有代表性。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其后的制宪国大中,虽未规定中华民国首都之所在,但却以法律形式规定重庆为永久陪都,国民政府在1949年播迁台湾后,重庆作为中华民国的永久陪都之法律地位,至今依然有效。

国共内战时期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政府(中国国民党)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进行了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史称“重庆谈判”。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区较场口在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时发生骚乱事件,李公朴、施复亮称其遭到“殴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等六十余人也被“打伤”。中共官方后来称其为较场口血案,而中华民国方面则称之为“较场口事件”。

1949年9月2日,重庆发生火灾,延烧十八小时,死亡近万人,全市精华损失大半,中国国民党指出为中国共产党纵火。同月九日,南岸大火,焚毁八十余家。1949年10月11日,总统令公布政府将于10月15日第二次移渝办公。

1949年10月13日,李宗仁代总统由穗飞桂林,行政院各首长由穗迁渝。1949年10月15日,宣布国民政府正式在渝办公。1949年10月18日,陪都各界欢迎政府迁渝大会。1949年11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的南泉战役打响。1949年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直接授权中统对关押于渣滓洞、白公馆的中共政治犯进行“最后解决”,400多中共政治犯被处决,后被称为“11.27事件”。

1949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往成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随后成为西南军政委员会驻地(一年半以后撤销),为西南大区代管的中央直辖市,而当时西南大区驻地亦设在重庆。1952年6月,经过2年的突击式修建,连接四川省省会成都与当时的中央直辖市重庆的成渝铁路完工,成为1949年以后修建的第一条铁路线。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命令嘉奖西南铁路工程局两年修通成渝路,实现了四川人民40年的修路愿望。毛泽东为此亲笔题写“庆贺成渝铁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天成路”。

1954年7月,西南大区、川东行署区撤销,川东行署区首府北碚市并入重庆,重庆市从直辖市降为省辖市,重新与四川省合并。

1964年,北部湾事件爆发,三线建设开始,重庆成为三线建设的核心城市。从1964年至1968年4年间,从上海、江苏、东北等地内迁三线职工27万余人,占重庆当时企业职工的1/4以上。1965年和1979年,全国三线建设重点控制铁路工程川黔铁路和襄渝铁路相继通车。1975年,重庆主城区三线建设内迁而来的外来职工达到最高峰,总人数43.5万人,占当时重庆市区人口的1/4。1969年-1972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重庆地区出现武斗,市区工业受到严重破坏,部分街道被夷为平地,由于兵工厂众多,重庆是全国武斗最严重的地区[来源请求],其间不但有大量军工厂工人和半军事化院校学生参与,而且使用了诸如自行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重型登陆艇等重装备,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武斗中共计死亡1170人,伤7000余人,失踪60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元,其中发生在九龙坡区几个军工企业间的杨家坪武斗轰动全国,现沙坪坝区沙坪坝公园保留有全国唯一留存的红卫兵公墓。1982年,永川地区八个县并入重庆市,重庆市成为计划单列市。1992年重庆辟为沿江开放城市。1996年9月中央批准重庆市代管四川省万县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区。

1997年3月14日,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将原四川省重庆市、万县市、涪陵市、黔江地区合并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同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政府机构正式重新挂牌。 2005年10月,第五届亚太城市市长峰会在重庆召开,并指定重庆为常任主办城市。共有41个国家和地区、123个城市参会。2009年1月16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把重庆市确定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使重庆市在“农转非”等统筹城乡的体制问题的改革上可以先试先行。 2010年6月18日,重庆两江新区作为经济管理区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是继浦东、滨海之后中国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区。

2012年2月,重庆发生王立军事件,导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下台,该事件引起海内外对重庆市的高度关注。此后,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任重庆市委书记,标志着重庆“唱红打黑”时代的终结。但是,王立军事件和薄熙来违纪问题影响了投资者对重庆的环境的研判,对重庆市的招商引资工作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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