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伦大典》修成

《明伦大典》24卷，8厚册，是明嘉靖七年有政府官方刊布的一本政书性质的史书，属于内府刻本，为正德16年--嘉靖7年关于“大礼仪”事件的全部记录。该书历经4年编纂，其编纂过程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背景。现由于该书存量少而不广，对研究明嘉靖朝代历史，特别是研究明嘉靖“大礼仪”在当时政治背景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伦大典》现存四个版本，一是明嘉靖七年的内府刻本，二是明嘉靖时期镇江府刻本，三是嘉靖八年四月湖广刊本，四是嘉靖经厂本。

《明伦大典》编纂历经4年，前后经历4个阶段。首先是方献夫创编纂关于大礼仪文献之端。其中涉及对礼仪的争端，出现了主张礼仪派和废除礼仪派之争。嘉靖皇帝3年，经历“左顺门事件”以后，嘉靖皇帝逐渐明白了礼仪枝节，称孝宗为皇伯考，称自己的父亲为皇考，为进一步证明大礼仪重要性以及明证礼仪辨别是非，就要求方献夫编纂的《大礼奏议》刊布天下。但此时，方献夫发现自己原来编纂的《大礼奏议》与嘉靖皇帝要求刊布天下的礼仪思想的初衷有出入，资料性不足，存有缺陷，于是嘉靖又任命心上任的礼部尚书席书在方献夫文稿基础上，编纂《大礼集仪》，继续叙说大礼仪的重要性和合理性。

嘉靖4年12月，席书辑成《大礼集仪》6卷，以《大礼奏议》为蓝本，在大礼仪思想领域有所深化与发展，但鉴于当时政治的复杂性以及主张大礼仪思想派自己内部之间认识上的偏差以及主张大礼仪的论点、论据的差异性，又出现分化，于是对《大礼奏议》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就如何取材、慎重对礼仪人员的区域划分等，席书规定以嘉靖3年2月张傯、桂萼等奉召进京为限，编纂为《大礼集仪》。嘉靖5年12月，何渊上疏攻击席书，认为《大礼集仪》没有将世庙之议包括在内，建议修一部《大礼全书》。由于当时何渊正以世室仪受知于嘉靖，而张傯等正阻止世室引起嘉靖不满，因此，《大礼全书》立即引起嘉靖的重视，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复，改《大礼奏议》为《大礼全书》。

嘉靖6年（1525）正月，《大礼全书》6册初稿报呈嘉靖，嘉靖招集内阁，要求将《大礼全书》更名为《明伦大典》，并赋予《明伦大典》新的内容，又让《明伦大典》发回重新编纂，又经历历时一年，嘉靖7年6月修毕，嘉靖皇帝亲自为《明伦大典》作序，刊布天下，至此编纂修订礼仪大典一事终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