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世:越南前总理武文杰逝世

2008年6月11日,越南前总理武文杰逝世。


越南前总理,因病于2008年6月11日在新加坡逝世,享年85岁

正是在越南是否陷入金融危机的争论声中,越南前总理武文杰辞世了。
在武文杰生命的最后11年,或许有两个与金融危机有关的遗憾。当越南以VISTA(越南、印尼、南非、土耳其和阿根廷)之首被炒上天的时候,他致阮晋勇总理以公开信,警告,越南正在犯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韩国、马来西亚等国一样的错误。果真,灵敏的摩根士丹利第一个站出来,警告,越南可能是亚洲第二次金融危机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可惜,武文杰已经不能亲眼看到越南政府如何渡过这场金融动荡,就像他在1997年9月离开总理任上时,不能亲自带领越南走出那次金融危机阴影一样。那一刻,武文杰说,“我是在全球形势发生剧变时上任的,当时的通货膨胀率达三位数,我们陷入了危机。但越南现在已经摆脱了危机,并真正开始了现代化和工业化进程。”此后11年,武文杰目睹继任者潘文凯和阮晋勇在革新道路上飞奔似虎,又遇险关。
遗憾,仅此而已。他生前曾获得越南最高荣誉金星勋章。尽管在退下来的这些年里,他不断以公开信的形式批评一切看不惯的东西,从贪污腐败到经济政策,有时甚至指名道姓,但逝去的武文杰仍得到越共总书记农德孟的最高评价:“武文杰是越南党和国家优秀的领导人……在70年的革命事业中,武文杰和其他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新开放事业,使国家摆脱了社会经济危机,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西方媒体称,“武文杰是越南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革新的总设计师,这场改革让越南从苏联式的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李光耀的评价是,“这位在公共事业上作出杰出成就的越南领导人,是以远见与领导力带领越南渡过上世纪90年代的激烈变革时期……”中国人会隐隐感觉,这些盖棺定论之辞,似在引导人们把武文杰想象成“越南的邓小平”。
武文杰1922年11月23日生于越南南部的永隆省,家里是农民;16岁即参加革命,加入越南共产党;50年代后,曾领导西贡市的越共地下工作;1982年被调往河内,任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他的总理任期是从1992年到1997年,其一大功绩就是为越南的和平国际空间开疆辟土:1991年,柬埔寨战争结束,中越关系正常化,越南最大的威胁消除;1995年,越南加入东盟,不再被视为东南亚的普鲁士,建立起地区依托;1995年,在越战结束20年后与美国关系正常化;1996年,越南以创始成员国的身份成为亚欧会议成员。之后,潘文凯把越南带进了东亚合作,阮晋勇则把越南带进了WTO。
武文杰最重要的标识是“经济改革家”。在那个时代,西方媒体还在争论越南是否会加速经济改革,津津乐道于“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往往会得出一些“进一步,退两步”或“退一步,进一步半”的结论。长期在南方尤其是胡志明市工作的武文杰,始终扮演着西方人眼里的所谓“改革派”角色。而帮助武文杰走市场经济道路的,除了先行一步的中国,还有一位重要朋友——李光耀。
李光耀在回忆与他年龄差不多的武文杰时,语调温和:“1990年,在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会议上,越南第一副总理武文杰要求同我见面。他希望我们抛开歧见,进行合作。”武文杰的做派与其前任的“不可一世,令人反感”不同,他温和、灵活、懂市场经济。“在其他领导人都穿‘越南式毛装’的时候,武文杰身着西装。”1991年10月,武文杰访问新加坡,宴会后,他“像共产党员惯常所做的那样半拥抱着我,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越南。我说,怎么帮?做他们的经济顾问”。
李光耀一时哑口无言,因为此前他向来是越南猛烈抨击的对象。回过神来,他说,“我只有管理一个城市国家的经验,从未管理过像越南这样拥有6000万人口、多年来饱受战火摧残的国家,而且实行的是必须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武文杰锲而不舍,过后还送来两封信。
之后,李光耀访问了越南,他与武文杰讨论如何转向自由市场经济,并出了两个主意,第一,研究台湾和韩国从农业社会转型为新兴工业社会的过程;第二,利用南越尤其是胡志明市作为全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上策。“武文杰似乎被这个建议吸引了。”
时下,在众多有关越南金融动荡的评论中,有一种见解很在理:经济学家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忽略了越南能挺能扛的国民性。越南人经历了那么多战争,那么多可怕的通货膨胀和苦难的日子。越南人无论如何都铆足了劲要成功。
武文杰逝世前,农德孟访华并与中方达成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进一步提升了中越关系的层次。“冷战”结束后,中越两国领导人苦心培育的“四好”关系,也得到人民的支持。很早就提出“以民为本”思想的武文杰,亦应泉下无憾了吧。


扩展阅读——武文杰

武文杰(Võ Văn Kiệt,1922—2008 ) 越南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部长会议主席。又名六民。生于越南永隆省(现九龙省)永廉县。1933年参加革命活动,加入印度支那共产党(现越南共产党),任党支部书记,后被选入永廉县县委员会。

1940年在越南南圻起义中领导夺取永廉县政权的斗争。起义失败后,于1941年到迪石省乌明地区参加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参与恢复南部西区的革命组织。

1945年八月革命时,参与领导迪石省人民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抗法战争时期,参加南部西区革命民兵参谋部工作,先后任迪石省委委员、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及越南薄寮省武装部队政治委员等职务。

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签订后,任越南南部党委委员,南部西区区委副书记。

1958年任西贡—嘉定区区委书记,并兼任西贡—嘉定军区政治委员。

1960年越党三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任南方局委员。

1968年春任越南进攻西贡的第二前线指挥部负责人。

1971年初奉命回南部西区,任区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

1973年底任越党南方局常务委员,负责南部民运和兵运工作。

1975年在胡志明战役筹备期间,任接管西贡筹备委员会主任、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接管组特别党委书记。

1975年5月任西贡—嘉定市市委书记,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席。

1976年1月任胡志明市市委副书记、市人民委员会主席,后任胡志明市市委书记。

1976年12月越党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任越南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是阮文灵总书记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有力支持者。1986年12月任越南部长会议常务副主席。

1988年3月因范雄病逝,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代理主席。后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1991年6月起,任部长会议主席,并于1991年至1997年间担任总理一职。

2008年6月11日在新加坡医院因高血压逝世,享年85岁。

他被认为是越南市场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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