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成立

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九日，恭亲王奕䜣、李鸿章、曾国藩奏准在北京设立同文馆，附属于总理衙门。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任监察官﹐实际操纵馆务。先后在馆任职的外籍教习有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中国教习有李善兰、徐寿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自1869年起任总教习﹐历二十五年之久。

该馆为培养翻译人员的“洋务学堂”，最初只设英文、法文、俄文三班，后陆续增加德文、日文及天文、算学等班。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1862年6月入学的仅十人，以后扩大招收年龄较大的八旗子弟和汉族学生，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入学学生逐年增多。学习期限初定三年毕业，自光绪二年（1876）后改为两种：由外文而及天文、化学、测地诸学者，八年毕业；年岁稍长，仅借译本而求诸学者，五年毕业。课程设置最初只有英、法、俄、汉文，同治六年后增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除汉文外其它课程多由外国人担任教习。其经费、人事等权基本控制在总税务司赫德手中。同治八年，赫德提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同文馆总教习，总管校务近三十年。

光绪二十七年（1902）并入京师大学堂。 清代在北京开办的采用班级授课制的第一所洋务学堂。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后，屡次与帝国主义列强交涉，深感语言不通、文字隔阂，也是受欺蒙遭失败的原因之一。左宗棠、李鸿章等坚持学习西方，于是在同治元年（1862）设立了京师同文馆，学生为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十人。次年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再后又增设德文、日文。馆中教习均聘外国人。

1866年底改为入馆学习者皆取正途人员，如举人、优等贡生及由此出身的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且年龄的30岁以下的人。1867年增天文算学馆。

1869年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1872年拟订了八年课程计划，计为：第一年认字、写字，讲解浅书；第二年练习句法，翻译条子；第三年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第四年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第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第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第七年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第八年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

考试严格，有月课、季考、岁考三种。每三年举行大考一次，列入优等者升官阶，次等者记优留馆，劣等者除名。馆内待遇较优，除膳食、书籍、纸笔由官家供给外，每月尚有薪水银10两。京师同文馆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基本不学“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科目，被人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学生毕业后大半任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学堂教习。该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二十余种。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 1902年1月(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年并入1898年创建的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京师大学堂。

著名戏剧理论家、剧作家、民俗学家齐如山回忆他在同文馆的学习生活

同文馆[2]乃经曾袭侯纪泽等奏请，于同治元年成立，即附庸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最初只有英文法文。在乾隆年间，因西北边疆屡与俄国有交涉，所以在北京设立了一个俄罗斯文馆，附属在理番院，因同文馆成立，也就归并了这边，共有三国文字。普法之战以后（即德法之战），德国日强，于是又添了德文，我入同文馆之初，还名曰布文，通称布国文字，布者布鲁斯也，后来称普鲁斯，后来才改写德文二字。

甲午中日之战，日本已强，又添了日本文，彼时名曰东文馆。其所以名为东文馆者，有两种原因，说来也很可笑，一因甲午之战，官员们为堂堂中国同一小日本打仗，说起来丢人，意思是它不配与中国为敌，避免中日合称，而云中东之战，所以名曰东文，二因其他四国文字都是西文，所以此名曰东文。其实都是鄙陋之见。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在汉人一方面，政府无法控制，招学生太费事，於是由八旗官学中挑选，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

因为这种的学生，向来功课成绩不好，八旗官学虽腐败，这种学生也站不住、或将被革，倘到同文馆，或者还可以混一个时期。这是最初招生的情形，而且还有一层，这些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亲戚朋友对于本人，因为他是小孩，还没有什么鄙视，对于学生们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说他堕落，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断绝来往。甚而至于人家很好的儿媳妇，因她家中弟弟入了同文馆，便一家瞧不起这个媳妇，而且因之便受了公婆之气。社会的思想，对于这件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大家子弟不但不愿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后来之招生就更难了。因为不容易招学生，所以订立的章程，对于学生有极优的待遇。初进馆，便每一个学生每月给三两银子的膏火，这个数字就等于旗门子弟的一份马甲钱粮，旗门中的子弟，靠念书吃饭的固然也有，如中举人进士等等，但是千不挑一。平常所希望者，就是成年之后，靠着拉弓射箭，挑一份钱粮，就是入营当兵之义，每月有一担米之外，还有三两银子，这是旗门中唯一的希望。

于是同文馆想以利诱，入了同文馆，就等于挑上钱粮，以为如此一来，则大家一定都是愿来的了，其实还没有人愿来，于是把每月膏火逐渐增加，初进馆每月三两，学一二年之后，洋文有成绩者，则增至六两，再过一期增为八两，后增为十二两。彼时每月十二两银子，这个数字是很大的，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每月最多也不过八两银子。学生得到八两银子，便不完全是学生了，就得帮助教新来的学生，但自己仍须接着学习，最高得到十五两，那就完全是副教习，自己不再学习了。以上这种待遇，已经很优了，可是还有特别的。馆中的章程是三年一次大考，不过不满三年的学生，不准与考。

考试最优者，可以保举为部司务，再三年如果考的再优，则可保举为主事。主事已经是六品官员，而且科举中了进士，前二十几名为翰林，其次就为主事，分与各部当差，从此就是国家的命官，一个未出学校门的学生，登时就变成国家的官员，请看这待学生还要多优？不但此，入馆学几年稍有根底后，驻各国的使臣，还要以奏调充当翻译官，待遇更优，且也有保举。

同文馆[1]初设，学生不是年龄太小，就是太大。最初新学只有外语一科，调派八旗子弟，充任学员，年限14岁以下。几年后设科学馆，满汉举人、生员、五品以下京外官员皆可投考。两个月后，“投考者寥寥”，只好放宽要求，没正途出身的也收。这样一来，终于有98人投考。可到了日子，真来考试的只有72名，最后录取30名。

这就是中国第一所新学堂中最早学习科学的第一批新学生。

总教习丁韪良称这批新学生为“老青年”，但究竟有多老，最初他也不甚了了。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学生带着一个孩子，便问：“这是令郎吗？”对方微笑着答道：“是我小孙子。”丁韪良这才发现，同文馆学生几乎全部已婚，其中还有两对已是父子。又一天，丁韪良问一个学生：“什么事？你这么满面愁容的？”学生答道：“老师，我的孩子死了。”这些学生大多仕途落魄，功名坎坷，这才来学新学―――近代西方科学；另外一个原因，是你只要来上新学堂，政府就付给高薪。但当时，他们为有科举功名者所不屑，被斥之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他们自己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初设外语教学班，总署（外交部）到处寻找既懂外语又通汉文的教师。传教士中原有这等人才，但事关意识形态，为中国第一所新学堂所不取。后来教英文的有了，可其他语种，久不得人。急得总署大臣奕䜣到外国使馆公干时，也是一心二用，“留心访查”。后来法国和俄国公使分别推荐两人，一个叫司默灵，一个叫柏林。奕訢亲自考核，发现二人双语并精。但司默灵是法国传教士，奕?一听，很不高兴，当即拒绝。法国公使再三解释，说这人是传教士，可早就不传教了，而且老实、忠诚、可靠，当外语老师没问题。于是奕?请旨定夺。奏折上说（译文），臣见了这个司默灵，表面上的确“看不出有传教士习气，再三言定，你到我同文馆是教书的，断然不准传教，一旦发现，立即辞退”，并要法国公使担保。至于那个叫柏林的，“臣等接见，觉得此人看上去不是那种特别狡诈的家伙，教咱们的学生学习俄语，好像问题不大。”诏准。同文馆从此有了法语和俄语班。

中国最早的新学老师，很少科班出身，多是半路出家。丁韪良在《同文馆记》中说，有个叫方根拔的，德国人，同文馆天文学教授，很喜欢标新立异，决心推翻牛顿的万有引力学说。一个夏日，他车上满载书籍，到八大处去，中途遇暴雨，车子翻了，书籍散落地面，绵亘数里。丁韪良安慰他时，他说：“唉，那雨水啊！二十年的工作毁于一旦，牛顿时代又可以苟延好几个世纪了。”丁韪良笑道：“说不定再过若干世纪，第二个方根拔还不能出生呢！”对这些老师，政府确是不大放心，于是自己所派的国语教师，都负有“暗为查察之责”，一旦发现洋教习在政治或学术上出轨，小报告立刻就到了政府主管部门。

新学科目根据师资情况，逐年增加。每添设一门新学，都需要新教学设备，这很难办，必须总署批准才成。一天，丁韪良弄来一套电报机，想通过这“新奇的发明”，诱导中方同意他增设物理教学科目。他请总署派人到他家，看他作电报试验。恭亲王奕訢派来4个人。丁韪良兴致勃勃地作实验，发现对方只是望着，既不了解，也没兴趣。其中的一个翰林说：“中国4000年来没有过电报，固仍泱泱大国也。”诱导失败，丁韪良于是送给这4个人一些新鲜玩意儿，这下子他们高兴了。那是带磁性的鱼和鹅。他们看着，玩着，抚掌欢笑，叹为神奇，摆弄了很久。丁韪良心中叹道：“唉，在文学上他们是成人，在科学上他们还是孩提啊！”后虽又有人来看过演示，电报机还是在总理衙门整整放了一年，最后被当作无用之物藏在同文馆的陈列室内。 　 几经风雨，同文馆的科学教育，终以八年学制，渐渐有了把学堂升为大学的条件，于1902年归并于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从被动的意义上讲，中国近代史的大门是1840年英国炮舰轰开的，但直到懂得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的真正涵义，中国人才开始自觉进入近代史。

协和门诊大楼向北百余米路东，是东堂子胡同，从西口进去不远，就见路北一个院墙上镶着一块汉白玉石牌，上面刻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

继京师同文馆、上海同文馆后，中国第三所外国语学校。是洋务派在广州所办的第一件较重大的洋务事业。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奏请在广州建立同文馆。同治三年（1864）创办，位于广州市北大门朝天街（今广州朝天路朝天小学）。第一任提调为王镇雄，第一任馆长为谈广楠和汤森，第一任汉文教习为吴嘉善，第一任英文教习为美国人谭训。第一期招收14～20岁的正途学生20人（另有5人附学生），其中满汉八旗子弟16人，汉人世家子弟4人，学制三年，学习科目主要有英语、汉语和算学。光绪五年（1879）添设法文、德文两馆，每馆各招学生10人，其中10人来自原英文馆中英语已经通晓者，其余选自八旗子弟。学制增至八年，第一年学习读法、写法、拼法；第二年学习读法、文法、会话和翻译句子；第三年学习世界史地，练习翻译电报等；第四年学习算术、代数，练习翻译公文；第五年除继续学习翻译外，学习物理、几何、三角；第六年学习机械、微积分、航海测算；第七年学习译书、化学、测算和万国公法；第八年除译书外，学习天文、地理。另外，还开设生理学、解剖学等选修课。后又增设东语（日语）馆和俄语馆，专门培养日语、俄语方面的翻译人才。清政府驻英属新加坡的第一任总领事左秉隆为该馆的首届学生，学生傅柏山曾出任外交部署主事，学生杨枢、长秀曾合译《各国史略》。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名为译学馆。后又几度易名。抗日战争胜利后，改名为市立第一小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更名为惠福区中心小学、北区第一中心小学、解放中街第一小学、朝天路小学、朝阳路小学。至1993年定名朝天小学。

同文馆在宋朝属特定的外交机构。北宋同文馆位于东京（汴梁）梁门外安州巷。

宋初，枢密院设礼房，专掌宋辽国信之事。元丰后，枢密院改置北面房，掌北界国信（《宋会要辑稿》职官6之15），南宋沿袭之。两宋针对不同的外交对象，给予不同的馆待礼遇，并使之专门化。宋王朝在京城设置了大型的外交接待馆驿，作为国家接待各国使节的地方。《东京梦华录·元旦朝会》中记载了诸国使节入贺正旦的盛大场面和宋王朝安排各国使节就馆的情况。其中，同文馆为宋朝接待高丽国大使的地方。元祐年间，苏辙曾针对朝廷过分纵容高丽使节的贸易活动，专门上奏对都亭驿和都亭西驿以及同文馆的管理条例进行对比，认为朝廷过于宽待高丽使节，不利于外事工作的开展（《栾城集》卷46）。

后来，同文馆中特设一间监狱。在哲宗年间（公元1086-1100），章敦、蔡卞等制造了一起重大案件，罪犯即关押在同文馆内，史称“同文馆之狱”。